彩礼是中国旧时婚礼程序之一，又称财礼、聘礼、聘财等。 我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西周时代是礼仪的集大成时代，彼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仪礼》中有详细规制，整套仪式合为“六礼”，西周时确立并为历朝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是“彩礼”习俗的来源。“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的“纳征”是送聘财，就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彩礼”。这种婚姻形式延续至今，虽然现行法律不提倡男女订婚给付彩礼，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订婚的彩礼也在不断提高，小到金银首饰，大到上万元的现金、汽车、住房等。一旦双方最终不能缔结婚姻，则彩礼的处置问题往往引发纠纷，诉诸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笔者通过对所在法院近年来此类呈逐年增加趋势，笔者对审理婚约财产案件并作浅显的分析，并对婚约财产案件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和看法，共大家商榷，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证。
一、追溯彩礼来源

古籍《仪礼.婚礼》上载： “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另《仪礼》上说∶“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就是创于西周而后为历朝所沿袭的“婚姻六礼”传统习俗。也是“彩礼”习俗的来源。说起彩礼，不得不谈谈我国的婚姻制度。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完善的婚姻制度。西周时婚姻的缔结除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还必须经过六礼的程序。 所谓六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和亲迎这六道程序。其中，纳币，就是指男方派人送彩礼到女方家。西周的六礼对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后世的结婚程序虽然不一定会全经过六礼的仪式，但六礼的名称一直相传下来。到了唐代，六礼的核心就是财礼，又称聘财，女方以接受男方聘财的方式表示许婚，即所谓的“婚礼先以聘财为信”。若已受聘财，男方悔婚，则女家不退聘财，若女方悔婚，男方同意，女家须退还聘财，男方不同意，则婚姻仍成立。女方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若已婚配，则徒一年半，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要追还该女与前夫。元朝也把下聘财作为婚姻成立的要件之一，并且按照不同等级作了数目上的具体规定，如上户金一两，银四两，彩缎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中户金五钱，银四两，彩缎四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下户银三两，彩缎二表里，杂用绢五十匹。清代婚姻关系的成立，当事人双方必须订立婚约，订立婚约的主要内容是交换婚书和交受聘财。而交受聘财是婚约成立的主要条件。婚约一旦订立就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不得随意反悔，除非有欺骗行为或犯罪行为。“若许嫁女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男家悔婚者亦如之，不追财礼”。

综上可见，中国古代赋予婚约以绝对的法律效力，用刑罚来处置违反婚约者，并且伴有浓厚的男权观念，同时把送彩礼作为婚约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剔除封建，杜绝买卖婚姻，贯彻婚姻自由原则，从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开始就不承认婚约，而把登记作为婚姻成立的唯一条件，当然，作为婚约成立要件的彩礼也不被法律所提倡，但订婚送彩礼作为一项古老的传统还是在民间盛行。

二、法律对“彩礼”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彩礼在性质上是属于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老百姓操劳多年，倾其所有给付彩礼，是迫于地方习惯做法，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种目的性、现实性、无奈性，都不容否认和忽视。作为给付彩礼的代价中，本身就蕴涵着以对方答应结婚为前提。如果没有结成婚，其目的落空，此时彩礼如仍归对方所有，与其当初给付时的本意明显背离。而且，依据作为给付彩礼的代价中，本身就蕴涵着以对方答应结婚为前提这一内容，条件在解释上应该包括默示的条件。而且，结婚这一解除条件也做了目的性扩张。

“彩礼”的表述并非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人民法院审理的彩礼纠纷案件的案由按照有关规定被定为“婚约财产纠纷”。婚前给付彩礼的现象在我国还相当盛行，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

这种婚姻形式直至今日仍在延续，但当时在1934年4月8日中央苏区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已有了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1950年、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均未对婚约和聘礼作出规定，且都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内容。但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仍存在，特别是在西南云、贵、川地区把订婚作为结婚的前置程序，在农村尤盛。

2004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此条件的规定，标志着人民法院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彩礼纠纷问题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该条第(一）项“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的规定对处理此类纠纷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婚约期间的双方赠与物，除贵重物品外，一般不予返还；对以订立婚约为名进行婚约买卖的财物，原则上予以收缴；以订立婚约为名诈骗钱财的，应受到法律制裁。但在实践中，要注意与解除同居关系案件的区别。婚约财产的性质是附条件的赠与，有些财产的赠与与是以双方结婚为条件的，而同居关系期间的财产一般认定为双方共有财产。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还规定了离婚彩礼返还的条件，其中第(三)项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是返还彩礼的一个条件。那么如何理解“生活困难”呢?《解释(二)》第二十七条对“生活困难”的含义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据此，“生活困难”应当是指绝对困难，而不是相对困难。《解释(二)》第十条中的“生活困难”的理解也应当与上述解释一致。即所谓绝对困难是实实在在的困难，是因为给付彩礼后，造成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与给付彩礼之前相比，财产受到损失，相对于原来的生活条件比较困难了。

三、审理返还彩礼案件应该注意的问题

1、返还彩礼案件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

民事诉讼主体，是指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涉及的诉讼主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持审判活动的审判机关，审判机关主导民事审判活动，是当然的主体；二是诉讼当事人，即参与诉讼活动的民事纠纷的双方，包括诉讼代理人；三是诉讼参与人，包括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等。民事诉讼主体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才能保证民事诉讼活动合法有效地进行。

我们通常所提到的民事诉讼主体，是指第二类的诉讼当事人，即原告、被告、第三人以及上诉案件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合格的当事人直接关系到诉讼的结果。我们在法庭上有时会遇到被告反驳原告称“你不能告我”，或者“你没有实体权利，你不能当原告”，法院要对当事人主体资格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这就是当事人诉讼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即案件的原告、被告、第三人是否是本案正当当事人。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全国各地对诉讼主体的认定不太统一，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

（1）家庭当事人说。所谓的家庭当事人说就是婚约当事人的父母双方都列为当事人。因为彩礼是附条件的赠与，一般情况下都是男方的父母出资，通过媒婆之手转交女方的父母，男方要求返还彩礼时以自己及其父母共同列为原告，以女方及其女方的父母共同列为被告。

（2）婚约当事人说。所谓婚约当事人说就是指婚约缔结的男女双方为当事人，即原告为男方，被告为女方，排除男女双方的父母。

笔者认同第1种意见，认为此类案件诉讼结束后，在执行阶段接收彩礼的一方父母或子女经常互相推诿，不利于案件的执行，把女方的父母共同列为被告，不仅有利于执行，也维护给付彩礼一方的合法权益。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彩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为家庭共有财产。而在诉讼中大多数也是由当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诉，因此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防止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应当对“给付方”作扩大解释。同时，对于被告的确定问题也应引起注意，在实践中，诉讼方也通常把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在习俗中，一般是父母送彩礼，也是父母代收彩礼，即使由本人亲自接收，儿女为表孝心，感激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也会将一部分交由父母。所以，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妥，实为可取之处。”此论述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也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

2、证据认定问题

赠送彩礼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有所不同，赠与方不可能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礼。因此，当引发彩礼纠纷时，当事人举证比较困难，一般只能提供证人证言，且多为亲友或媒人证言，通常证明力不大。对方当事人也常以此作为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为了收集有利证据，当事人往往会不经对方同意，录制双方谈话录音或电话录音。那么对于此类视听资料如何认定呢？最高院在《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中严格强调了视听资料的合法性，但在后来制订的《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条款则降低了证据合法性的要求，认为只要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就可认定。但是如果利用威胁、利诱、限制人身自由、侵犯他人隐私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就不应采用，即所谓的“毒树之果”原则。而在彩礼纠纷中，视听资料往往是最能证明事实存在的证据，因而只要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时没有违反上述规定和原则，且能证明其真实性，就应当采信。对于彩礼纠纷案件的证明标准，也应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则，即只要当事人所举证据足以让法官对案件的法律真实产生高度信任，并能排除其它合理怀疑，那么就可认定该法律事实达到客观真实。

3、返还彩礼诉讼时效的界定

对诉请返还彩礼的诉讼时效，没有相应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特别规定。笔者认为，返还彩礼属于请求权的一种，那么就应该诉讼时效的约束，对这种权利的保护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即两年。而对此类纠纷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有两种情形：一是双方没有登记结婚的，给付人应当及时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对方拒不返还的，诉讼时效从此时起开始计算；二是双方登记结婚的，自其解除婚姻关系之日起，给付人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从此时起开始计算。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基于上述理解向人民法院提请保护彩礼返还权利的诉讼时效，也可以发生中止、中断、延长等情况，该情况一般表现在给付彩礼方为被告时，因审理时其不同意离婚又不提起返还彩礼的请求而引起的。

4、彩礼与赠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区别

是彩礼、是赠与、还是借婚姻索取财物即认定所给付财物的性质，是应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在判决理由部分必须交代清楚的问题。根据解释二的立法精神，笔者认为彩礼问题是一种民间习俗，是一种当地的习惯做法，并不值得提倡，但尚未被法律明文禁止，不具有违法性。而借婚姻索取财物则不同，它是被婚姻法明文禁止的违法行为。但彩礼有时候会成为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一种表现形式。此时，对于彩礼问题的处理已经被比其行为更为严重的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违法行为所吸收，已不单纯是一种习俗，是依法要被禁止的行为，其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有关借婚姻索取财务的相关规定。对取得财物的性质是索取还是赠与难以认定的，可按赠与处理。如认定为是借婚姻索取财物，一定要有可采信的证据支持。否则，一般情况下应认定为是彩礼。

彩礼虽是风俗习惯，但很少有心甘情愿主动给付的，与一般意义上的无条件赠与行为性质不同，它实际上是以结婚为条件的给付行为。因此，只要当事人能够举证证明其当初所为的是一种无任何附加条件的赠与行为，且已经履行完毕的，就可以按普通的赠与处理，其给付的财物当然也就不用返还了。否则应以彩礼处理。

总之，对于彩礼问题的处理，一定要视双方最终的现实结果而定。没有形成婚姻关系的，彩礼应当返还。形成婚姻关系的，原则上可以不用返还，只是在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已经缔结婚姻关系的，彩礼也要返还给对方。如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确实一直并未共同生活的，或者当初因为给付彩礼造成生活困难的，一旦离婚，彩礼应当予以返还。

5、彩礼返还的范围
　　【内容提要】本通过对一公司实务案例，提出了公司证件权益的法律概念，通过对公司证件权益损害纠纷的主要类型及公司证件权益受到损害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分析并结合我国公司证件权益保护问题的法律现状，提出了公司证件权益保护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并提出了公司证件权益保护问题的若干法律方案。

　　【关键词】公司证件权益 证明文件 非物质权益 公司身份权益
　　公司经营权益 社会利益 现代管理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司法人企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在迅速攀升，但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相对西方发达国家尚不很完善，现代公司管理制度尚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高级别的实用型公司管理人才尤为稀缺，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日益突显出原本潜存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公司证件及公司证件权益问题即是其中一项相对普遍存在的问题，目前该类问题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同一的处理流程，实务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并严重影响到涉及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本文基于该问题和涉及的有关事项展开论述，发表一下公司证件权益在法律保护方面的一些见解。
　　为了更好的阐述本文涉及的实务问题和观点，先行参详以下案例：
　　AA公司系在省级工商局注册的经营药材的一私营企业，2007年4月，该公司进行了重组，原公司大股东A将大部分股份转让给了股东B、C、D，原公司其他股东将所持有的全部股份均转让给了股东B、C、D。股东B、C、D均履行了股份转让协议规定的义务，涉及股份转让同时均在所属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登记。变更后的的股东股权比例为：股东A占10%，股东BCD共占90%。后经过公司股东会做出决定：AA公司变更名称为BB公司。公司委托A到办理更名手续，A携带以AA名义下的所有公司证件包括公司营业执照、经营批准证书、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前去办理更名；A因更名不满在办理完毕公司营业执照的更名手续后，领取了新发的名字为BB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后不再办理其他证照的更名，并携带包括BB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其他未变更的所有证照离开公司后隐匿。（备注：原AA公司公章在A手中，更新的BB公司公章在公司）
　　BB公司因未拿到营业执照无法变更涉及的批准证书、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并无法办理银行开户，无法开展经营业务，无奈之下通过报纸公告营业执照丢失作废，按照遗失申领程序向工商局申请补发，工商局在给予补办时接到了股东A的电话和特快专递函件，称A是BB公司股东，涉及BB公司工商营业执照没有丢失，工商局如给BB公司补发营业执照属于违法，A对此进行举报。工商局鉴于此停止补办程序。BB公司因无法联系到股东A，遂通过报纸公告召开股东会，经过合法程序做出股东会决议：确定股东A的行为属于个人违法行为，重新向工商局提出申请补领报告。工商局仍不予理会。
　　碍于工商局系主管政府机构，BB公司未选择行政诉讼，但迫于无奈向BB公司法院起诉股东A，诉请股东A限期返还BB公司营业执照及其他未更名的证件。经法院多次电话联系并发送传票，均无法联系上股东A，涉及法律文书无法送达。法院认为如果股东A不能到庭，无法证实并印证BB公司的诉讼请求，建议BB公司撤诉，BB公司无奈撤诉。因经过法院亦无法联系上股东A，且法院认为尚缺乏证据证实BB公司营业执照及有关证件在股东A手中，BB公司再次公告营业执照丢失并再次向工商局申请补领。工商局继续不予理会并建议BB公司注销再重新注册。因涉及药业公司的批准规格提升，依BB公司目前的条件已无法获得新的批准证书，故重新注册不符合BB公司实际情况，BB公司因此陷入困境。
以上案例突显出我国《公司法》在公司证件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空白，当该类问题是应如何定性和决断，是我们殛待解决的问题。

　　一、公司证件权益的法律概念和重要性
　　（一）公司证件与公民身份证件的比较
　　公司证件顾名思义系指公司的营业执照、批准证书等属于公司法人所有的一系列证明文件，概括的说公司证件即公司身份的证明文件。
　　公民身份证件一般指公民个人的身份证、护照等能够证明其个人身份的证明文件，是公民享有权利、证明身份的基本证件，是由国家政府确认的具有唯一性的个人证件。
　　公司证件和公民证件虽然都是由国家确认的法定证件，但是在法律实践中，公民证件的控制人和权利人是唯一的，涉及法律问题容易解决，基本上不存在争议。而对于公司证件而言情况相对复杂的多，作为公司证件的所有者和法定控制主体系公司法人，而公司法人系由各个股东共同设立的，那么由谁代表公司法人管理和控制公司证件及由此产生的法律问题的解决，目前在国内尚存在很大的争议。
　　（二）公司证件权益的概念
　　经过对公司证件和公民身份证件的比较，本人认为，公司证件权益可以概括定义为：公司法人对国家政府机构颁发的以证明其法人身份的有关证照所享有的相关权益。公司证件权益是由公司法人享有的专项权益，任何其他公司企业、单位组织、个人非因法律规定事项均无权取得、占有。
　　（三）公司证件权益系公司至关重要的一项权益。
　　公司证件权益系公司所属特定的非物质权益，系公司身份权益和公司经营权益的合法证明文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营业执照等公司证件有明确的规定，公司必须在法定的经营场所悬挂（张贴）营业执照等证件。在涉及公司签订重大合同时，双方一般需要相互验证公司营业执照、批准证书等证件；在办理税务、审计等事务时公司必须提交相关公司证件。如公司失去了对所属证件的支配权，所造成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故公司证件权益系公司所有权益的首要权益，是公司至关重要的一项权益。

　　二、公司证件权益损害纠纷的主要类型；
　　本节所指公司证件侵权损害系指公司证件被公司法人主体以外的主体占有，剥夺了公司法人对其证件的支配权，妨碍公司法人正常运营而产生的系列侵权损害纠纷。
公司证件权益损害纠纷一般存在以下主要类型：
　　（一）侵权人系本公司以外的公司、组织或个人；
　　本公司以外的公司、组织或个人系指与本公司无股权关联的公司、组织或个人。如该类主体占有本公司证件，可以认定占有行为违法，应承担返还及赔偿责任。在该类侵权类型中，一般系基于债权债务关系所引发。根据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律制度，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证件是不能当作权利凭证用作质押的，公司营业执照等证件非政府法定机关无权扣押、占有；故根据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该类侵权事项的解决一般不存在太大的争议。
　　在实务案例中，如侵权事实明确可察或侵权人明确承认占有了本公司的有关证件，那么本公司依据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当然的可以提起诉讼，并可以获得支持。如侵权事实不好查实而侵权人又恶意的不认可实际占有本公司，本公司可以根据遗失申领程序向所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补发。
　　（二）侵权人系与本公司有股权关联的公司、组织或个人；
　　与本公司有股权关联系指本公司的股东（实际占有公司股份并进行了工商登记，不包括名义股东）。本公司股东占有公司证件，侵害公司权益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侵权人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非法占有公司证件，妨碍公司运营，所侵害的主体是公司其他股东，但是控股股东对公司所享有的权益占有绝对优势，其他股东亦无法通过任何股东决议。在司法实践中，尚无行之有效的处理方略和规定可循。
　　2、侵权人系本公司的非控股股东（小股东）；
　　公司非控股股东、小股东侵害本公司证件权益的问题在实务案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众多公司证件侵权案件中，涉及中、小股东侵权的占大多数；即使所占股份份额较小，但其仍然系公司的股东，基于其在公司的该特殊身份，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亦无轨可循。
　　（三）侵权人涉及本公司的名义所有人、直接管理人或实际控制人；
　　1、我国新《公司法》确认了公司实际所有人（实际股东）、名义所有人（名义股东）的概念，在实际案例中不乏该类争议，例如：在一独资公司中，公司实际登记的名义所有人不是公司的真正投资人和所有人，但是名义上的所有人，如果该名义所有人侵害了本公司证件权益，应如何处理，目前尚无直接的处理方案；通常系先行解决所有人之争，确定权属之后在解决公司证件侵权纠纷。
　　2、本公司聘任的管理人占有本公司证件，侵害公司证件权益的情况在实践中亦存在；基于公司聘任的管理人一般不享有公司股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一般侵权案件处理，尚不存在很大的争议。
　　3、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侵害公司证件权益，如果确定了侵权人确实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则在一般意义上讲，侵权即无从谈起；该类情况在实际案例中较少。

　　三、公司证件权益受到损害所侵害的主体；
　　（一）公司所有者（股东）权益；
　　公司对其所有的公司证件失去支配权，造成公司运营的的不便和损失所侵害的直接主体即公司所有者即公司股东。
　　（二）公司职工权益；
　　如果公司证件权益导致公司丧失商机、无法运营并导致严重亏损，那么必然导致公司的财政危机，将直接导致公司职工的工作权益，不可避免的出现怠工、无法兑现工资、报酬，损害公司职工的权益。
　　（三）国家、社会利益；
　　公司作为国家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一类组织成员，公司的经营状态和发展趋向从大的方面讲与国家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公司证件权益受到侵害导致公司经营困难、发生重大财务危机，不但影响到国家的正常税收，还会给国家带来包括再就业压力在内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无形中大大增加了社会负担，损害了国家、社会利益。

　　四、公司证件权益保护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一）公司证件权益保护的客观性
　　公司证件权益系一项客观存在的权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公司证件权益保护缺失将严重影响到公司的经营发展，国家和社会应当对公司证件权益给予客观上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