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交通肇事罪是一种发案率较高的犯罪。理论和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罪中自首问题的认定一直存在讨论。由于法律规定的特殊性和实际案件的复杂性，自首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自首制度的法律规定谈起，就目前交通肇事罪存在的理论争议进行分析，理论界主要存在的否定论与肯定论两种不同的观点，以及肯定论中分化出的狭义说、广义说和折中说三种学说，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对交通肇事罪中自首问题的认定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交通肇事罪中成立自首，并贯穿于三个量刑档次。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生了交通肇事案件，承认自己肇事并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而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但在量刑时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况决定对其是否从宽处罚和从宽处罚的幅度。其次通过分析实践中的几个具体案例，结合实际阐述交通肇事罪自首的应用，从而阐明我国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本意，以期促进司法上对交通肇事中自首制度的适用。最后结合目前的实践情况，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与交通肇事罪相关的司法解释，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交通肇事罪的自首适用、量刑等方面进行明确细化的解释，使司法实践中的地域差异性减少，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司法目的。

　　一、交通肇事罪中的自首问题

　　（一）关于自首制度的法律规定

　　自首是指犯罪后自动投案，向公安、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我国刑法在总则中对自首制度进行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由此可见，自首的成立需具备两个条件, 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1、自动投案。所谓自动投案, 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愿而主动向司法机关或者个人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自愿置于司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接受进一步交待自己犯罪事实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二）关于交通肇事罪中自首问题的理论争议

　　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罪中自首问题的认定一直存在着讨论。对于交通肇事罪中是否存在自首问题，理论界主要存在否定论与肯定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持否定论者认为，自首是不存在交通肇事罪中的。因为肇事后主动报案、保护好现场、抢救被害人等行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交通法规所规定的行政义务之列，不应认定为自首并于以从宽处理。

　　持肯定论者认为，交通肇事罪和其他分则罪一样，可以成立自首。

　　本文认为，否定论提出的理由难以成立，刑法总则规定的自首制度，应当适用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每一个犯罪。除非刑法分则有特别规定，否则刑法总则的规定就必须适用于分则。因此，《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并没有排除自首制度的适用。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l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据此，否定论认为，肇事后主动报案、保护好现场、抢救被害人等行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交通法规所规定的行政义务，再次进行自首认定为重复评价。

　　但在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后，有可能同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两种责任并不相互否定和排斥。行政法规定上述义务的目的与刑法规定自首的目的不同，行政法对交通肇事行为的规制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而刑法规定自首的根据：一是因为行为人有悔罪表现，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减少（法律理由）；二是为了减轻刑事司法的负担（政策理由）。所以，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行政义务，并不意味着对自首的否认。

　　进一步来说，《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义务并不完全等同于刑法上的自首。《道路交通安全法》设定的义务是“报案”而不是“自首”，交通事故发生后只要及时主动向有关机关报告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一事实即认为车辆驾驶人尽到了“报案”义务，报警后在肇事现场等候处理并不完全是履行法定义务，而是肇事者自动接受交警处理的意愿表现。若当事人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生了交通肇事案件，但不承认自己肇事，或并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那么当事人确实履行了行政义务，但不构成刑法上的自首。只有当肇事者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的行政义务又同时符合自首条件时，即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生了交通肇事案件，承认自己肇事并如实供述才构成刑法上的自首。因此交通肇事者履行行政义务与刑法上的自首规定既不矛盾，也无重复评价问题。

　　肯定论者提出的交通肇事罪中成立自首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因交通肇事罪在立法上分为三个量刑档次，肯定论又分化为三种认识：

　　1、狭义说。交通肇事罪是一种特殊的过失犯罪，自首一般只存在于肇事后逃逸的情况中。

　　2、广义说。自首存在于交通肇事的各个阶段，贯穿三个量刑档次。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的构成自首，而肇事后积极进行抢救并向有关机关投案的，也应当认定为自首。只要行为人肇事后有主动向有关机关或人员报案并听候处理的情节，就应认定为自首，予以从宽处理。肇事后畏罪潜逃，后又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并接受审判的，同样应认定为自首。只在从宽处罚的幅度有所不同。

　　3、折中说。交通肇事罪分为逃逸后的自首和肇事后能逃跑而不逃跑的自首。肇事后逃跑又自动归案的自首即狭义说中的主张；肇事后能逃跑而不逃跑的自首则窄于广义说的主张范围。逃跑后又自动归案的自首是一般情形，能逃跑而不逃跑的自首是例外。

　　狭义说和折中说的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行政法法定义务排斥自首的适用，将自首的适用禁锢于逃逸之后，上文已经论述过，交通肇事者履行行政义务与刑法上的自首规定既不矛盾，也无重复评价。折中说中所主张的“能逃跑而不逃跑的自首”不仅要考虑案发现场的具体情况，还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在实践中难以认定和操作。

　　2010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了自首、立功的认定标准，不仅严格了认定程序，还明确了从宽处罚的幅度。

　　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因为这种情形符合刑法总则关于自首的规定，所以应当认定为自首。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应当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同时也是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所以，对其是否从宽、从宽的幅度要适当从严掌握。至于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但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况决定对其是否从宽处罚和从宽处罚的幅度。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表明，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如实供述的情形符合刑法总则关于自首的规定，应当认定为自首。虽然自首行为的内容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交通法规所规定的行政义务有部分相同，但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同时进行的，不影响对自首行为的定性。

浅议裁判方法

田凌

裁判方法表达了法官对如何更好地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从而提高裁判的公正与效率水平的方法与途径的理性思考。
 一、裁判方法的价值  
裁判方法与司法公正具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首先，科学的裁判方法是提高司法能力的重要手段。法官的裁判能力是司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裁判方法一方面指导法官正确地进行法律思维，公正裁判；另一方面，法官掌握了正确的裁判方法，就能面对各种的复杂情况，运用法律规定、司法理性和良知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公正裁判。其次，科学的裁判方法是维护和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保障。一方面，法官通过科学的裁判方法使法律规则无数次得到实现，增强法律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使相同情况下的当事人通过裁判方法的规则得到基本相同的裁判结果，维护并提高司法公信力；另一方面，科学的裁判方法限制和约束着法官裁判中的任意性，规制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样的案件应采用相同的方法裁判，除非有充足的理由，否则应遵循先例，这样，通过裁判的一致性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尊严。 
 二、裁判方法的内涵   
梁慧星教授认为：“裁判的方法就是帮助法官进行正确的法律思维，有利于公正高效裁判的一些规则、技巧、方法和理论。”在我国，法官在实践中对法律规范价值的不同理解和评判常常与法学理论上抽象的公平、正义理念以及现实生活中具体案件的实质、合理性要求特别是与社会效果的评价之间产生矛盾，致使法官产生种种困惑而难以取舍。因此，有人认为，裁判的方法就是使法官逾越法律规范高度抽象的局限性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事物感性认识、多样认识这条鸿沟的桥梁。也有人认为，裁判的方法就是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方法论问题，法律规定是大前提，案件事实和裁判方法是小前提，案件事实是千变万化的，它需要法官在法定规则下，运用价值判断、法律解释等方法，推导出一个结论。从审判实务角度对裁判方法的内涵及外延可以这样具体界定：从个案之外来看，裁判方法首先是政治学或经济学的方法。法官要有大局意识，不仅在个案中裁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解决纠纷，而且要考虑个案中的利益分配与当事人所代表产业的利益平衡、与社会公益的平衡。其次是历史学或社会学的方法。司法实质上是一个权衡的过程，当事人通过诉讼期待一个公正的处理结果，从而使民众相信社会由正义主导；同时，诉讼对社会的终极意义在于通过个案化解纷争，以诉讼过程的小和谐衡平社会的大和谐。因此，法官要学会衡平的方法。从个案本身来看，裁判方法首先是法官认定事实的方法；第二是调解的方法，它能将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的方法融为一体；第三是裁判文书的写作方法。
三、科学裁判方法的路径   
(一）、认定事实的方法   
认定案件事实是法官裁判案件的基础。案件事实发生后，必然经历从客观事实到待证事实再到判决事实的过程，所以，法官只能通过程序法规定的证明手段，即从审查证据入手，过滤能够将客观事实上升为有直接或间接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并非是对立的，认为法官只对法律事实负责是错误认识。法官应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对证据的审查认定所反映出来的法律事实，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去还原客观事实，通过裁判方法尽可能地实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效率三种价值目标的内在统一。法官审理案件的正常过程是从已知的证据推出未知的事实，从而适用法律作出裁判。因此，在此过程中，证据便成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查明事实的灵魂，证据的严谨性、逻辑性、系统性就构成法官认定事实的关键，也成为裁判文书事实认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1）、理清证据推理的顺序。法官在审理案件前，对案件事实应该是一无所知的，甚至可以说，每个案件在未经过开庭审理前，案件的法律事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只存在一些已知的证据，这就需要理清证据推理的顺序，具体而言是在介绍当事人的主张和答辩意见后列举双方当事人的证据，然后说明对方当事人对哪些证据有异议、哪些证据无异议及法官对证据的认证情况。  
（2）、对证据进行分析和逻辑推理。证据分析和推理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也是法官查明事实的唯一通道。因此，证据分析必须坚持从证据的“三性”入手，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严密的逻辑推理。即每一查明的事实都必须与已知的证据环环相扣，通过一个或一组证据推理出一个个事实。
（二）、调解的方法   
在中国当前复杂的司法环境下，如果不重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而一判了之，赢的未必高兴，输的怨气冲天，当事人申诉不止，矛盾纠纷仍旧处于没有解决的状态，甚至可能进一步激化。审判实践证明，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在服判息诉方面有着判决无法替代的作用。一是法官需要登高望远，点击各方当事人的眼界的局限性，指明调解的光明前景，充分运用柔性法律，综合考量当事人的心理状况，赋予当事人更多的选择空间，寻求替代性的办法和方式对争端进行合理解决。二是法官发扬庖丁解牛的精神进行调解，法官既需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更需要切中各方当事人之间成讼和对抗的症结，激活各方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的潜意识；法官又需要施展自己的调解智慧，也需要发扬苦口婆心的精神，充分展现法律与法官的双重魅力，以便说服各方当事人握手言和，力戒简单、粗暴、急躁、暴躁、压制的调解方式。三是法官要从实际的办案效果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当各方当事人利益双赢可能达成调解时，也要避免老实人尤其是债权人过分吃亏，应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特点，贯彻“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裁判原则。
（三）、裁判文书的制作方法
裁判文书作为连接法官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的桥梁，法官要在裁判文书中让人们看到正义是如何实现的。这就要求法官做到：一在裁判文书中必须说明裁判理由，以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法律解释、论据分析并最终推导出正确的结论。就民商事案件而言，叙写案件事实时应写清原被告双方争执的焦点，同时，必须列举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此外，还必须明确反映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情况，是否查证属实，不能采信的，应当说明理由，体现出尊重当事人的诉权 。论述理由时，首先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原则，就案件事实进行分析论证并阐述理由，为判决打下基础。其次针对特点。要针对每一起案件的特点和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具体阐明判决所持的观点和理由，即判决的理由必须针对特殊性，即针对当事人的争议和诉讼请求，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证，然后抓住重点。最后，论述法律理由部分时，依法分清是非正误。主要体现在违法、合法、侵权损害等这些重点问题上，分清是非、明确责任，依据有关法律，阐明处理原则，为最后的处理决定打下基础。二法官所制作的裁判文书要在彰显严谨缜密的作风同时，落实简案简写、繁案详写的文风，以体现案件的个性化特征。

综上，正确的裁判裁判方法，实际上就是事实认定和解释适用法律的方法。法官掌握了裁判的方法，就可以正确地进行法律思维，保证裁判的公正，为构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