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适用中的逻辑与经验

吕来明　

作者简介：

　 吕来明，法学硕士，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工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商法理论、票据法、公司法、物权法等。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其大意是，某患者在医院死亡，其尸体被人冒领送到殡仪馆火化，殡仪馆未检验申请人的有关证明，在收费后即将尸体火化，骨灰也未留存。死者家属向法院起诉，要求医院和殡仪馆赔偿其精神损失。法院一方面认定殡仪馆有过错，另一方面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此问题为由驳回原告的请求。电视栏目点评专家确认殡仪馆构成侵权行为，但主持人问及法院为何驳回原告请求时，点评人认为，这是法律上的无奈，《民法通则》所保护的人身权利类型没有与本案相对应的情形，因此急需修改法律。如此看来，这个无奈的确有点让人灰心，毕竟修改法律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可是我却以为，这里的症结所在，与其说是法律规定不完善，更不如说是法律适用方式出现了问题。可见，为了无辜者不再无奈，除了修改法律，我们似乎还有更有效的路可走。

　 近现代法制发展过程表明，法律适用的方式存在逻辑演绎与经验判断的分野。如果拿到一份法院的判决书，你会看到其中有“本院查明……”、“本院认为———”、“根据XXX法第XXX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等文句。这就是我国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普遍采用的三段论式的逻辑演绎方式。首先是大前提“找法”，即“寻找”一个对某一类型社会关系的抽象案件事实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其次是小前提，即认定本案的具体事实属于大前提限定的抽象关系的具体表现；最后是推论，即裁判。逻辑演绎方式的要义在于“找法”，当法律规范对某一抽象事实体现的社会关系已经有所调整或规制时，法官的任务是将系争案件归于某类抽象事实之中，并找到相应的法律规范，同时只能以该法律规范作为依据加以裁判。

　 在法律适用中，逻辑演绎方式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法律本身是人们理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思维无法脱离逻辑思维而存在，尤其是在成文法国家，法律制度以条文的形式体现出来，要把这些抽象的条文和纷繁复杂的具体案件事实加以对应起来，逻辑演绎方式是至为有效的。而已经公布的成文法律相对来说易于为社会公众了解和掌握，这就使逻辑演绎方式成为贯彻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原则、防止司法专横的有效工具。在一般情况下，在相应的法律体系中，是能够找到演绎大前提———法律规范的，法律制度越完善，法律制度越健全，逻辑演绎方式的优越性就越能得到发挥。

　 然而，任何好的制度都是相对合理的，逻辑演绎的适用方式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终归是人制定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是不可能全部预见的，法制再严密，总会是有漏洞的，而且由于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这种漏洞是随处可见的。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社会需要和社会见解总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缺口结合处，然而现在却有一种重新拉开差距的永恒趋势。”所以说，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任何具体案件都能以逻辑演绎的方式加以合理解决的，在某些情况下，法官会处于“找法不能”的境地，此时，如果一味坚持用逻辑演绎的方式处理问题，只会使法官感到无所适从，正当的权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失去法律的公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方式上存在的问题恰恰就是基于法条崇拜心理支配所形成的只强调逻辑而忽略经验、只看到条文上的法律而无视生活中的法律，说到底就是只推崇逻辑演绎方式而不考虑其他方式。讲到这里就可以说，对判例法国家经常采用的经验判断方式予以必要的关注是事关法律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的重要问题。

　 法律适用中经验判断的方式，其要义是“造法”。强调法的适用过程的重要性，不注重法规的逻辑适用，主张在行动中发展创造法律。在经验主义法律观看来，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逻辑并不是法律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力量，尽管法律可以按照一整套合乎逻辑的方法确立相应的概念、规则，但法律时时受到社会不规则因素的影响，且它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法律除了被当作抽象的逻辑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体验，即法官根据时代的需要、盛行的道德、社会习惯、公共政策、法律知识等方面的直觉知识和经验，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中加以权衡，作出明智的选择，从而确定处理案件的具体规则。既然法律总是存在漏洞或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地方，那么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遇到上述情形，放弃找法的努力，而根据其知识经验所支撑的价值思维创立相应的法律规则或者通过自己的见解对法律漏洞加以补充，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当的。以这种方式来适用法律，前述案例中出现的问题，即便是在《民法通则》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也可得到合理的解决。

　 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经验判断方式所蕴涵的衡平、灵活赋予法律以适应性等价值功能不仅对判例法国家具有重要地位，就是在成文法国家也同样重要。只有根据社会现实要求，不断地用经验判断方式创立的相应的规则，才能避免和减轻制定法的僵化，保持其生命力。另外，某些抽象的成文法规则，其具体适用本身就是建立在经验判断的基础上的，离开了经验判断，这些作为原则的抽象规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比如在民法领域中，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本身就是一个经验判断的过程。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依赖的是法官的经验，而不是从法律条文中去寻找具体规定。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法律适用的方式无高下之分，逻辑与经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二者的相互对立是相对的，相互依存才是恒久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二者发挥作用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强调逻辑忽略经验与强调经验否定逻辑都是片面的，肯定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用经验判断的方式处理类似前述案件，并不意味着否定了逻辑演绎方式在我国法律适用中的普遍价值。

本案抵押合同是否有效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袁剑克　　李保利

［案情］
上诉人（原审原告）商水县城关镇农村信用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马坤明，该社主任
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商水县供销社宾馆破产清算小组（因原审被告商水县供销社宾馆已宣告破产，尚未终结）
被告商水县供销社宾馆于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７日、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８日、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９日及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１日分别从原告处借款５００００元、３００００元、２００００元、１０１３１元均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用被告的房产权作抵押，并且把房产权证交与原告保存；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３日被告又在原告处借款７５０００元，被告仍用该房产作抵押，并在商水县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３日被告法定代表人王永芳在原告发出的到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名并承认被告所带原告款１８５１３１元，用宾馆西楼作抵押。原审原告商水县城关镇农村信用合作社要求被告商水县供销社宾馆偿还五笔贷款的本金及利息，商水县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３日作出民事判决，认定双方房屋抵押合同成立，判决被告偿还上述贷款本金和利息，并确认原告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判决生效后不久，商水县供销社宾馆宣告破产，在宣告破产后，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３日，向商水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商水县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５日作出民事判决，认为双方因对房屋占用的土地为进行抵押登记，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认定双方房屋抵押合同无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到本院。
［分歧意见］
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因被告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原审启动再审程序，没有法律依据，原审程序违法。且本案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仅办理了房屋登记，没有对房屋占用的土地进行抵押登记，该抵押应为无效。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虽然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但原审依据民诉法启动再审程序，有法律依据，原审程序合法。本案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虽然仅办理了房屋登记，该房屋抵押抵押应为有效，只是对房屋占用的土地没有优先受偿权。
［评析］
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一、在破产程序中可否启动再审程序；二、原再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及认定事实是否正确。
一、原审法院在破产程序中启动再审程序合法
以破产企业为债务人的生效判决确实存在错误，对此判决能否进行再审，对这一问题，无论是《破产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均未作出明确规定。相反《破产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但对此应正确理解，原审法院在破产程序中启动再审程序与该规定并不矛盾。因为：
１、从法律适用看，《民事诉讼法》是民事诉讼基本法，《破产法》是特别程序法，破产法有明确规定的，适用破产法，对破产法中没有规定的事项，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虽然新《破产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但一方面，新破产法还尚未实施，另一方面，新破产法的该规定只适用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新发生的债务纠纷，才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因此，该规定与原审启动再审程序并不冲突。
２、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管是在破产程序中，还是在其他案件程序中均应当予以遵守。明知生效判决有错误而不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有违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只要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五种情形之一。法院就应当再审，…（３）院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供销宾馆清算组的申请完全符合第三种情形，因此法院应当再审。
３、破产法规定清算组可以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这里的民事活动，就包括进行民事诉讼。如果认为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不管是新发生的债务纠纷，还是以前的债务纠纷，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果生效判决是外地法院作出的或受理破产案件法院的上级法院作出的，仍然由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进行审理，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破产程序中当事人或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债权人优先受偿的裁定申请再审或抗诉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的精神，本案可以进入再审。
综上，原审法院在破产程序中启动再审程序是完全正确的，该程序合法。
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并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涉案五笔贷款前后跨度较大，期间房管法、担保法相继生效，如何正确适用法律需要认真分析。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７日、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８日两笔贷款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生效）实施前。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１日和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３日两笔贷款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生效）后。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９日的一笔贷款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实施前。下面逐一分析上述贷款的法律适用问题。
１、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实施前的两笔贷款，依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１３２条规定，担保法实施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所以，上述两笔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抵押条款的效力认定应以抵押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而该两笔抵押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是《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１２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１７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债务人或第三人可以提供一定的财产作为抵押物，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法律的规定以抵押物折价或以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得到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１２条规定，债务人或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抵押物时，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但有其他证据证明抵押物或者其权利证书已交给抵押权人的，可以认定抵押关系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１７条规定，审理借贷案件时，对于因借贷关系产生的正当的抵押关系应予保护，如发生纠纷，分别按照民法通则第８９条第２项及意见第１１２条的规定处理。基于两笔抵押担保借款发生时我国法律并未将抵押物登记作为抵押担保合同或抵押担保条款生效的法定要件，也即抵押合同在担保法生效前成立的，抵押人已将房产证或相关权利证书交由抵押权人持有的，有没有到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登记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可以认定抵押关系成立。抵押物为登记仅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若抵押物属于抵押人所有且未设定有其他抵押，可享有优先受偿权，若抵押物已非抵押人所有或已设定其他抵押，则没有优先受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地上建筑物抵押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抵押，并应依照登记办理抵押登记，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抵押。依条例该规定，鉴于上述两笔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抵押条款所涉抵押标的物供销宾馆西楼使用范围的土地使用权系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供销宾馆西楼在设定抵押时应履行批准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且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也应随之抵押，显然上述两笔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的抵押条款仅设定了供销宾馆西楼房屋产权的抵押，未将该房屋使用范围内的划拨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也未履行批准和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虽然上述两笔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抵押条款违反《条例》的规定，但《条例》的规定并非强制性规定且该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其规范的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管理秩序，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主体违反该规定，其后果是应由政府有关房地产部门对其处罚，抵押权人对房屋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而已，基于交易安全的考虑，不宜认定这种情形下的抵押无效。另一方面，国务院的《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属国家法律范畴，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的效力，故本案上述的两笔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抵押条款应以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认定为有效。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实施之后《担保法》实施前的一笔贷款当事人仅约定用商水县供销宾馆西楼作抵押，该抵押房屋产权证仍由商水县城关镇农信社持有和保存，但仍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依法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连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权，房地产抵押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办理抵押登记，但该规定仅仅是指引性规范，并不是强制性规范，该两笔贷款的抵押担保条款虽然违反规定，但其违反的并非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合同法的规定的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该笔贷款所涉及的抵押担保条款因不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而应认定有效。另外，房管法也没有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单独抵押无效的规定，房地产法确认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主体保持一致，应当理解为权利最终归属的合一，即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必须归同一人所有。为了达到这种房地权利主体的合一，要求房屋所有权转移时，土地使用权也一并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时，房屋所有权也一并转移。但房屋所有权单独抵押，并不违反该原则。因为抵押权利在性质属于价值权，权利人最终实现的是交换价值，在设定抵押时，房屋所有权仍属于抵押人，只是在抵押物最终便现时，才可依据该规则，要求权利人在实现抵押权时，必须将房屋出售给同一人，这样就避免了房地权利主体分离的现象。
３、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１日和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３日两笔贷款发生在担保法实施后，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３日的一笔贷款用供销宾馆西楼房屋产权作抵押并签订了书面抵押借款合同，同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依担保法之规定，当事人以城市房地产抵押的，应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该两笔借款因办理了供销宾馆西楼房屋产权抵押登记手续，据此应认定该笔借款所涉及抵押借款合同有效，虽然商水县供销宾馆破产清算小组辨称该笔借款仅登记抵押了供销宾馆西楼房产而未登记该抵押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其行为违反了相应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该笔借款抵押合同虽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相应规定，但这些相应规定并非强制性规定，依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该笔借款抵押合同属无效合同的辨解理由不成立。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１日，商水县供销宾馆在商水县城关镇农信社贷款１０１３１元，虽然该笔贷款契约载明供销宾馆楼作抵押，但因未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依法应确认抵押无效。
综上，除了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１日的一笔贷款违反了担保法的规定，该笔贷款抵押担保是无效的，其余四笔贷款均是有效的。原审适用法律有误，导致结果认定错误。
因此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