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中国政府 韩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３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本着继续和扩展双方现存的友好关系的愿望；
考虑到双方对和平利用核能所赋予的重要性；
确认双方对扩大和平利用核能所赋予的重要性；
确认双方对扩大和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简称“机构”）范围内合作的意愿；
考虑到两国都是机构的成员国；
考虑到两国都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签订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下简称“条约”）的缔约国；
强调双方在核能领域的合作仅用于和平目的的承诺，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双方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按照两国各自现行有效的法律和规章，并遵守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和承诺，发展双方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
第二条 根据本协定，双方合作的领域可包括：
１．与和平利用核能有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和开发；
２．核电站和研究性反应堆的研究、设计、建造、运行和维护；
３．用于核电站和研究性反应堆的核燃料元件的生产和供应；
４．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管理、贮存和处置；
５．放射性同位素的生产及其在工业、农业和医药中的应用；
６．核安全、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
７．核材料控制和实物保护；
８．双方同意的其他合作领域。
第三条 本协定第二条中规定的合作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进行：
１．交流和培训科技人员；
２．交流科技信息和数据；
３．组织专题讨论会和研讨会；
４．提供核材料、低浓缩铀、材料、设备和设施；
５．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
６．联合研究共同感兴趣的课题；
７．建立联合工作组，开展专项课题和项目的研究和开发；
８．双方同意的其他合作方式。
第四条
一、为促进本协定下的合作，双方应在各自管辖范围内酌情鼓励双方之间或其授权的实体之间达成实施安排，以确定特定合作计划和项目的条件、后续程序、财政安排和其他合适的事项。这种实施安排应依照双方各自的法律和规章予以完成。
二、为本协定的目的，“实体”系指任何个人、公司、合营公司、商行、协会、托拉斯、财团、公共或私人机构、团体、政府机构或国有公司，但不包括本协定的双方。
第五条
一、可按第四条提及的专门安排进行信息交流。这种交流应遵守以下原则：
１．如一方的实体在信息交流前或交流中没有书面指明该信息被禁止或限制转让，另一方的实体可将接受到的信息转让给该方境内的其他实体。
２．如一方的实体在信息交流前或交流中已书面指明该信息被禁止或限制转让，另一方的实体应保证未经本段开头提及的一方的实体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将交流的信息或通过联合研究或开发获得的信息公开或转交给按照本协定无权接受信息的第三方。
二、双方应促使各自参与合作的人员相互通报所交流信息的可靠性和适用性的程度。双方可以按照本协定参与信息的转让，此种事情不应构成双方的任何一方对信息的正确性或适用性承担责任的任何依据。
第六条
一、根据本协定开展的合作应只用于和平目的。
二、根据本协定接受的核材料、材料、设备、技术和设施以及作为副产品回收或生产的特种可裂变材料，不应用于发展或制造任何核爆炸装置或用于任何军事目的。
三、为确保遵守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双方应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在各自管辖范围内提请机构对根据本协定接受的核材料、材料、设备、技术、设施以及作为副产品回收或生产的特种可裂变材料，实施保障监督。
四、“核材料”、“材料”、“设备”、“技术”、“设施”和“作为副产品回收或生产的特种可裂变材料”的定义载于本协定之附件一和二中。
第七条
一、双方应采取一切适当预防措施，保证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在本协定第六条中提及的各物项仅由被正式授权持有这些项目的实体掌管。
二、双方应在各自境内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受本协定约束的核材料、材料、设备、技术、设施和作为副产品回收或生产的特种可裂变材料的安全。
三、对核材料，双方应采用附件一（７）指明的“机构建议”中规定的实物保护级别。
第八条
一、本协定第六条所述物项只有经双方事先磋商并一致同意后才能转让给第三国。
二、如果作这种转让，双方应确保第三国至少遵守以下条件：
１．仅用于和平及非爆炸目的；
２．对转让的物项实施机构的保障监督；
３．未经本协定双方的事先同意不得转让给其他国家；
４．实施本协定第七条规定的适当的实物保护。
第九条 应任何一方要求，双方代表应举行会晤和磋商，以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或研究执行中产生的问题。
第十条 双方应就本协定执行中产生的问题举行磋商，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对本协定尤其是其第五、六、七和八条的遵守。经双方同意，可邀请机构参加这种磋商。
第十一条 双方在各自作为当事国的任何国际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均不受影响，但双方得尽量防止这些义务妨碍本协定的正常执行。
第十二条 本协定应自互换确认各自完成为使本协定生效所需之国内法律程序的外交照会起三十天后生效，有效期为三十年。如果在本协定有效期终止至少六个月前，没有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类推。
第十三条 本协定经双方书面同意可随时进行修订，任何这种修订案应根据本协定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生效。
第十四条 在本协定被终止的情况下，只要任何一方没有通知终止，第四条中所述的安排都应继续有效。在任何情况下，第五、六、七、八、十和第十一条的规定都将继续适用于受本协定约束的核材料、材料、设备、技术和设施。
第十五条 第六条提及的附件一和二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汉城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韩国文和英文写成，每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发生解释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注：附件一、二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大韩民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陈锦华 韩升洲
（签字） （签字）
【案例】
1995年4月，田某某、万某某、某塑料编织厂发起设立了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后实业公司股东经多次变更。1996年9月，实业公司名称变更为某房地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房地产公司）。2000年，田某某离开房地产公司。同年12月，房地产公司股东变更为某艺术发展公司，马某某、康某（向公司缴纳出资35万元）。2002年3月5日，马某某、田某某、康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田某某名下房地产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康某，协议书上田某某签名系马某某代签。2006年5月，房地产公司股东变更为马某某、康某两人。2011年年初，马某某因病去世。2012年1月，田某某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要求依法确认其在房地产公司的股东资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田某某起诉要求确认其在房地产公司股东资格，只提交了房地产公司前身实业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注册资料，而没有举证出公司给其签发的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等相应证据，亦不能举出其实际向公司缴纳出资的证据。根据实业公司发起股东万某某的证言，实业公司注册登记时各股东均没有出资，公司资金只有马某某交付的租赁费3万元。另外，田某某2011年提起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田某某的诉讼请求。田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争论点】
股权归属是诸多公司诉讼案件中的争议焦点问题，也是解决与公司股权有关争议的前提条件。此类诉讼的裁判结果对于公司、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具有重要意义。审判实践中，对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审查标准，存在不同认识。本案审理中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田某某：其房地产公司股东资格应该依法确认。理由是：1.确认公司股东资格应依据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等要件综合审查；2.实业公司设立时的验资证明记载，田某某出资35万元，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3.实业公司、房地产公司均未置备股东名册，未向股东颁发出资证明书；4.房地产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马某某向实业公司及房地产公司交纳出资，田某某不具有股东资格，马某某也不具有股东资格；5.本案系确认之诉，不应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房地产公司及康某：田某某只是实业公司设立时的名义股东，其不具有房地产公司股东资格。理由是：1.实业公司设立登记的验资证明内容不真实，发起人均未实际出资；2.实业公司设立时，办理工商登记资料的签名是田某某本人签名，之后的签名均由马某某代签；3.田某某2000年离开房地产公司至诉讼前，未参加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对公司运营情况一无所知；4.田某某应当在公司营业期限届满的2005年4月前知道其股权转让的事实，其在2011年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
另有意见认为：应以2000年田某某离开房地产公司为界限，确认田某某2000年之后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理由是：1.实业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都记载田某某为公司股东；2.田某某自实业公司成立至2000年离开公司期间一直参与实业公司及房地产公司经营管理；3.即使田某某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有瑕疵，不能据此剥夺其在公司的股东资格；4.田某某2000年离开公司，再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再具有股东资格。
【点评】
股权归属争议应以是否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为主要审查标准
1.股东资格确认诉讼的审查标准问题
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分期缴纳出资，实行分期缴纳出资的，股东虽未出资，公司可以成立，没有出资仍可取得股东资格。即股东出资和股东资格可以分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又规定了公司股东瑕疵出资的民事责任，进一步明确如果符合股东资格及股权的外观形式，即使股东违反出资义务，也应确认股东资格。
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同时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当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应当提供取得股权的实质性证据，证明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即通过出资、认缴出资方式或者受让方式依法原始取得或者继受取得股权。
根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前述规定精神，公司股东取得完整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必须符合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出资，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即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工商部门登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不仅仅发生在公司股东与股东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在公司债权人要求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之外的其他民事责任时，也必须对当事人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资格进行确认。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强调股权取得的形式要件的意义在于对公司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对于公司内部关系而言，实际出资是股东对公司最重要的义务。因此，对于股东资格确认诉讼，首先应当区分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还是公司股东与公司之外第三人之间的公司外部法律关系，然后确定相应的审查标准：在诉讼涉及股东与公司之外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应贯彻外观主义原则，保护外部善意第三人因合理信赖公司章程的签署、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公司股东名册的记载而作出的行为效力；在公司股东之间因股权归属产生争议时，应注重股权取得的实质要件，即是否实际出资，是否持有出资证明书，是否行使并享有股东权利。
具体到本案，田某某主张享有房地产公司的股东资格，房地产公司及公司现股东康某并不认可田某某的主张，本案纠纷系房地产公司内部股东因股权归属问题发生争议，不涉及公司之外第三人。由于田某某主张的股权并非以受让或者其他形式继受取得，因此，应重点审查田某某是否具备享有股权的实质要件，即田某某需证明自己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
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实业公司设立时，该公司章程、工商登记均记载田某某为公司发起人，出资35万元。诉讼中，田某某提交证明其已经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据，只有1995年3月20日实业公司设立之时出具的验资报告和1996年7月20日马某某加入实业公司，变更为公司股东时出具的验资报告。房地产公司及康某均否认两份验资报告的真实性，主张田某某没有实际出资。实业公司的发起人之一万某某证明公司设立时登记的发起人股东都没有实际出资。在当事人对田某某履行出资义务的唯一实质性证据验资报告存在争议的情形下，田某某未能提交与这两份验资报告相对应的出资证明书、银行进账单、汇款单等凭证证实向实业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且也未能提交在实业公司成立后向该公司或者房地产公司补缴出资的证据。因此，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田某某向实业公司、房地产公司履行了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义务，因而田某某不具备具有房地产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性要件。
从当事人确认的另一事实考察，实业公司1995年设立时田某某经工商登记为公司股东，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2000年，田某某离开房地产公司，至本案诉讼，一直未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并不知情，再未实际行使和享有公司股东权利，故田某某不具备实际行使和享有股东权利的实质性要件。
2.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问题
本案一、二审期间，房地产公司、康某均主张田某某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01）民二他字第19号《答复》中股权受到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认为田某某对2002年3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提出异议，但其作为股东最迟应当在当年7月中旬定期召开股东会之时知道其股权已转让的事实，或者其作为公司股东应在公司营业期限届满的2005年4月知道其股权转让的事实。其在2011年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
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确认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没有明确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精神，当事人可以对除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等之外的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即当事人可以对上述债权请求权之外的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我们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相对应的诉为给付之诉。对于当事人在确认之诉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所对应的实体法上的权利并非请求权，而是形成权。虽然在名义上被称为请求权，但实质并非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
就本案而言，田某某请求确认其为房地产公司股东，其请求权的实质是形成权，因此，田某某的诉讼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房地产公司及康某关于田某某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虽然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二审予以维持，但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认定田某某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错误。
（作者单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