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垄断的规制与救济制度的完善

作者简介： 赵庆庆 女 1980年10月出生 现为厦门大学法学院02级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 竞争法
摘要：行政垄断阻碍市场竞争的发展，不符合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必须受到规制，受到行政垄断侵害的对象能够获得救济。本文论述了制定《反垄断法》这个基本法，在其中规定行政垄断，分配行政垄断的执法权力，确立对抽象行政垄断行为的有限的司法审查，并说明了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形式、国家赔偿和豁免制度。
关键词：行政垄断 规制 救济 《反垄断法》 司法审查 责任 国家赔偿 豁免


建立系统有效的行政垄断的规制与救济制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现有法律的作用并加以完善，一方面根据国情和借鉴国外经验，在法学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实践，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一、行政垄断与反垄断法立法模式
有学者认识到行政垄断规制的特殊性，对行政垄断规制的立法模式提出了建议，认为如果突破既有各国家反垄断法成熟的立法体例，把行政垄断行为一部分或重要部分放在反垄断法中进行规范，那么，所制定的反垄断法就会带有浓厚的行政法味道，失去“经济法学的核心”的本来面目。相反，如果我们针对行政垄断专门制定相关的行政法，则可以既达到规范行政垄断之目的，又不致使反垄断法成为经济行政法 。
还有学者认为，一个部门法尤其是一部法典或专门法律文件所调整的对象应该是同一类或同一种社会关系，因为调整的方法和法律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以调整对象为基础的，对不同的社会关系应该采取不同的立法形式进行调整。经济垄断是以限制、阻碍竞争为表现形式的行为，这种行为因侵犯了其他市场主体权利，也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利等。具体地看，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从事垄断行为的市场主体和其他市场主体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抽象地看，因垄断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竞争秩序，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侵害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反垄断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从事垄断活动的经营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平等、公平的市场竞争关系。具体承担调整这一社会关系，将法律规则适用到具体社会生活中的是法律授权执行反垄断法的行政机关（或包括）其他国家机关。但因行政垄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则不同。行政垄断因为是政府或其所属部门所为，从表面上看，这一行为和经济垄断一样，都侵害了其他经营者的权利和消费者的权利，但是，因行政垄断是国家行政机关滥用了行政权，明显缺乏法律支持甚至公开违法，所以，这种行为还同时侵犯了宪法关系和行政关系。具体地看，行政机关的垄断行为侵犯的是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是行政机关和经营者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抽象地看，行政垄断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是从事行政垄断的行政机关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竞争关系。不管是经营者和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经营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都与国家行政机关和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或行政机关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制止经济垄断，调整经营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主要通过运用行政权或必要的司法权即可实现。但对行政权滥用的行政垄断，如再通过行政权来制止，则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法实现。对行政权的制约必须通过行政权以外的权力或权利救济方式来实现。反垄断法规范为行政机关制止经济垄断提供了法律根据，被授权的行政机关应当也必须依法行使自己的这一职能，从这一角度讲，反垄断法具有约束行政机关的功能，而对因行政权产生的社会关系则不是反垄断法调整的对象 。
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有一定道理，立法应该保持法律部门的相对独立性、法律体系的平衡和与法学理论的和谐，经济法被认为是调整国家和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经济关系的法律，这也是主张经济法独立的基础，如果作为“经济法核心的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会产生一个理论矛盾，即经济法也调整国家（反垄断机关）和国家（行政垄断主体）关系。对此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可能需要对理论进行修正。
但是我们也认为，好的立法不必宥于既定的立法模式，更不必刻意符合理论逻辑的需要，关键是符合实际并有效解决问题，否则，无疑是“画地为牢”。问题的关键不是未来是否在《反垄断法》中规定行政垄断，而是如何建立、完善、协调法律制度，用一整套内涵相互补充、结合和互动的法律规范的法律制度体系来规制行政垄断，突破既有反垄断法模式，结合我国实际并吸收它国立法经验的基础，探求规制行政垄断的方法。
我们认为《反垄断法》确实是规制行政垄断的良好契机和载体。首先，从立法宗旨和目的上看，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都应当成为《反垄断法》的调整对象，这样能全面、完整地体现反垄断法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目的。其次，从立法技术上看，有关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的法律制度存在相通和衔接的地方，如果在《反垄断法》中对二者一并予以规定，一定程度上可以节约立法资源，并实现法律制度的协调。最后，从立法过程看，一部法律的出台要经过提案、列入立法规划、审议、通过等程序，需要相当的时间，各法律之间也存在着争取立法资源和机会，那么在一部立法中应该尽可能多地解决问题，行政垄断的有些问题虽然可以在有关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中解决，但修改法律也要符合经济性原则，通常都是要有一定质和量的变化的，这样，法律的修改有全局性，在行政垄断之外还有其他问题需要修改法律来解决，而立法者对这些问题与行政垄断的看法可能不同，立法进程可能不一致，因此希望通过未来修改这些法律来对完善规制行政垄断的制度需要相当的时间，所以，行政垄断搭上《反垄断法》制定的这一班车是十分实际的。
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和实践在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条件和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特点，如美国以反托拉斯为特色，德国以反卡特尔为特色，我国则可能以反行政垄断为特色。

二、确立《反垄断法》的基本法地位
建立权威性的反垄断法律，确立《反垄断法》的基本法地位是建立有效反垄断制度的关键。
首先，政府干预经济、限制竞争的有些行为是合法的，不属于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
一方面，《反垄断法》作为基本法可以对政府干预经济、限制竞争的权力作出保留规定，作为合法干预经济、限制竞争的有效依据。
另一方面，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合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在法定权限范围制定与上位法一致或不与上位法冲突的部门和地方规章。部门和地方立法是以地方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制定的规章当然难免具有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要平衡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反映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央和地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反垄断法》作为基本法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平衡点，是部门和地方立法的依据，部门和地方立法必须在此基础上兼顾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谋求自己的利益，不能与《反垄断法》相违背。比如美国的反垄断法是联邦法，具有高位阶的法律效力，美国各州虽有权制定本州的市场竞争规则，但它们却不能使企业的行为由此背离谢尔曼法和联邦的其他竞争法律
其次，有些部门和地方立法构成行政垄断，但是鉴于国情，目前的司法体制没有（未来的也不会）赋予法院对此审查的权力，这些仍然必须根据宪法、组织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由有权机关进行审查。进而依据这些法规和规章的下级或内部的部门的垄断性的行政行为也似乎就有了有效的“法律依据”，得不到规制。
所以，需要制定《反垄断法》这个基本法，根据《立法法》 ，在判定这些行政行为（无论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法院可以直接依据《反垄断法》，直接确认该行政垄断行为的违法性，回避这些行为的“法律依据”的有效性问题，避免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冲突。而且《反垄断法》本身还将成为有权机关审查这些“法律依据”有效性的依据之一。反垄断法的基本法地位的确立，作为行政复议机关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
第三，《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人身、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该法具体列举了7种具体行政行为，并概括规定了“其他”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由法院裁量。但是，我国司法制度并没有建立在与行政制度相区分的原理基础上，司法权至今严重的行政化。既然司法体制决定法院不能与政府分离，那么法官也就只能寄希望于立法者的支持——希望法律能够明确告诉政府：法院受理这个案件是法律明确规定了的 。那么根据“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反垄断法》将成为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律依据 。
第四，反行政垄断的制度在许多问题上必将有许多方面的创新，要突破现有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分配模式，要适应这样的变化，相应的法律，特别是一些基本法如行政法、行政诉讼法要做修改，在这些法律修改之前，由《反垄断法》这个基本法对这些问题作出规定，根据相同效力层次的法律之间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能够实现这些问题上法律制度的创新，从立法技术而后进程上看，这样比较实际。
第五，鉴于行政垄断问题在我国的普遍性，有必要在《反垄断法》这部以反对垄断，维护竞争为目的的法律中明确提出行政垄断并加以界定，适应需要建立新的法律制度并与既有相关法律配合，这样不但明示了反行政垄断的法律制度，而且也有利于社会各方面了解和运用。
第六，根据宪法，只有基本法才能规定犯罪与刑罚，如果我们要在专门的反垄断法中规定垄断罪，就必须确立该法的基本法地位。
另外，反垄断法中明确列举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够据此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也能够据此明确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预见其行为的后果。

三、行政垄断执法权力的分配
国家机关的设置是以“事”为基础的，机构因处理一定“事”的需要而建立，处理“事”需要一系列相应的权力，国家机构就是这些权力的载体。法律在处理行政垄断时同样需要赋予相应机关相应的权力，有些权力为既有的机关享有，有些权力需要在有关机关之间进行调整，有些新的权力需要赋予一定既有的机关，而有些权力需要创设新的机关来行使。
经济垄断在我国刚刚出现并有迅速发展的势头，国家对经济垄断本来没有法律规制，需要由法律确立国家对经济垄断干预的权力，并把这些权力配置到一定的国家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工商行政机关取得了处理经济垄断的权力，但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能完全承担起反经济垄断的责任，所以学术和实践都在探索更好的执法权力分配模式、执法机构的设置和执法权力的内容。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都不适合行政垄断的规制，原因是，这些是笼统地针对垄断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针对经济垄断的。前面分析了区分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的必要性，认识到二者在诸多方面的区别，所以我们认为反垄断执行机构的模式必然是不相同的，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模式来概括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的执行机构。
针对行政垄断，需要对行政垄断进行监督、检查、调查、检察、审察、决定、诉讼、审判等，与这些活动相对应的有一定的权力，有些权力已经在相应的机关存在，有些权力需要《反垄断法》予以创立并根据实际需要赋予一定的既存或新设立的机关。我们认为这些新建立的权力都可以恰当地赋予行政系统内部的有关机构和权力机关，不用另外建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权力机关内部的机构或所谓准司法机构，关键是要完善这些权力行使的激励机制、程序和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既有机构的作用。
比如，虽然按照法律的规定，行政垄断的监督检查部门是上级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有一般性的监督检查权，但是实践中，许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探索出一些值得肯定的做法。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行政垄断的检查监督部门是上级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有监督检查权。宥于上级机关的执法意识、知识和责任感，以及模糊的执法程序，上级机关往往对行政垄断查处不力。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监督市场的综合性执法机关和反不正当竞争的主要执法机关，出于维护竞争秩序的强烈责任感，通常对行政垄断行为主动进行调查，在查清事实后提请或者建议行为者的上级机关依法处理，引起各方的注意，启动解决问题机制，减小由行政垄断复杂性带来的解决过程中的巨大阻力。黑龙江省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做法是：（1）紧紧依靠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在查处此类案件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时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汇报、沟通，争取领导的支持，并最后由政府发文解决问题。（2）与法制、司法等部门密切配合、合作，及时制止限制竞争行为，并在必要时向法院通报情况，使因限制竞争行为导致的国家赔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将问题处理得全面彻底。（3）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作用，营造正当竞争的良好氛围。
我们认为在行政垄断执法权力的分配模式中，未来可能最具创新的地方应该是赋予抽象行政垄断的相对人诉权，使个人获得“执法权力”，使法院有权对抽象行政垄断进行司法审查权。

四、抽象行政垄断行为有限的司法审查
德国学者David J.曾经指出“（反垄断法）其地位是宪法性的——张扬基本价值和保护基本权利，以及至少通过司法和行政执法平分秋色的方式进行实施”，“没有司法审查，那么行政法治等于一句空话，个人自由合权利就缺乏保障。司法审查不仅在其应用时可以保障个人的权益，而且由于司法审查的存在对行政人员产生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他们谨慎行使权力” 。一个成熟的行政法体系应当包括行政机关对其行为无最后发言权并且公民能够通过一个独立的法庭对行政机关的行为之合法性提出异议 。法院有两大职能，第一个职能是执法职能，即普通的民事合刑事审判职能 。第二职能，即对行政机构实施司法控制。司法审查制度的作用和意义在于通过法院受理相对人的起诉，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来保障和救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
行政权力要接受法律、权利及其他公权力的制约。司法审查体现和实现了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首先，司法审查能够防止政府以“正当”为理由为借口来掩盖其不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
行政权力虽然代表公共利益，但是易受到各种影响，其处理问题的态度有鲜明的倾向性，往往只注意其职务本身所适用的法律规范，可能忽视其他方面的法律，以及法律整体的有机联系和协调，经常具有短期性和局部性，更加强调效率。而且由于政府关心自己的目标和效率，经常又不顾公共和国家利益，行政体系内部存在官僚层级式的服从性。这样，其行政的“正当性”背后是“不正当性”。这种情况下，行政体制的内部监督往往不能协调行政与公共利益和行政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与此相对，司法具有中立性，法官比行政官受到较少的干扰，法官遵循法律理念，在个案中实现法律，从法律整体考虑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不是只考虑某机关所适用的法律及其行政事实。
司法的价值趋向公平优先，能够更好地保护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为法律是从”是其本质表现。
其次，司法的组织和程序为行政权的监督提供了更强的合法、公正性的保障。
最初意义上的行政主体不具有法律职业性特征，即使是在“依法行政”的现在，司法人员的职业化要求远比行政人员高。行政内部的监督缺乏参与性和互动性，受监督的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在监督程序中没有法定地位，没有权利和义务，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推动监督程序。而司法程序具有交互性（公开和辩论），双方当事人在其中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法院“兼听而明” 。“法院的实际组织和程序提供了比行政机关的组织和程序更强的合法性保证。这无疑是为什么人们认为有必要将那些与行政职能联系的司法职能交付法院的理由” 。
第三，司法审查能够更好地保护一定范围内相对人利益。
行政权力和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都往往容易过度强调公共利益的保护而忽略个别或一定范围内相对人利益。必须赋予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私人利益法律上的请求权，司法审查把行政权力对公民的责任作为重点，而不仅仅看中行政权力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这些相对人向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司法审查维护自己的权利。
第四，司法审查能经济地、有效地发现和纠正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系统的内部的监督和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都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发现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和激励监督机关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主动性。行政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行为并不是全部掌握的，常常要等抽象性行为产生的结果——规范性法律文件付诸实施，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是群众反映强烈时，才发现问题，监督具有滞后和被动性，而且由于利益的一致性，也往往缺少监督的积极性，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也是这样。但是，司法审查是由行政行为的相对人通过诉讼启动的，由于相对人的切身利益与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密切相关，对行政行为的利弊效果最敏感，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也最有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积极性。
同时，进行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和权力机关的外部监督需要行政和权力组织体制内部层级式的相应的机构负责监督的工作，这样即使不设立新的机构而利用原有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工作能力能否承担起这样的工作也不一定，而如果另建立机构负责监督，必然会引起官僚机构的膨胀，与既有机构之间权责的矛盾。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人民政府令

第　11　号



　　《沈阳市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办法》业经2009年5月14日市人民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发布，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李英杰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沈阳市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防治及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是指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所列的一般和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
　　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是指《高毒物品目录》所列化学因素;石棉纤维粉尘、含游离二氧化硅10%以上粉尘；放射性因素（包括核设施、辐照加工设备、加速器、放射治疗装置、工业探伤机、甲级开放型放射性同位素作业场所和放射性物质贮存库等装置或场所）；国家规定的其他应列入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范围的。
　　第四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职业卫生工作的领导，把职业卫生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将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经费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第五条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是本市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的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区、县（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市和区、县（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职业病防治监管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职业卫生保障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的工作环境：
　　（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二）设置与职业病危害防护相适应的设施；
　　（三）生产布局合理，作业场所与生活场所分开、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职业卫生管理措施：
　　（一）建立、健全职业卫生责任制；
　　（二）建立、健全职业卫生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
　　（四）建立、健全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及评估制度；
　　（五）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八条　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劳动者超过300人、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岗位在5个以上、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达到50人的，应当设置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未达到上述条件的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应当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一般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其劳动者超过300人的，应当配备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
　　第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设专人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日常监测，委托具有职业卫生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每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对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场所每月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每半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分析评价。评价、监测、检测结果应当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必须按照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使用职业病危害防护设备和设施，并进行经常性的维护和检修；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不得擅自拆除或者停止使用。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不得采购和使用无安全标志或者未经法定认证的单位销售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购买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应当经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检查验收，并指导和监督劳动者正确使用。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时，必须停止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立即采取相应治理措施进行治理，达到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时，方可重新作业。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职业卫生资金投入，用于预防和治理职业病危害、作业场所职业卫生检测、健康监护和职业卫生培训等，其资金投入在生产成本中列支。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建设项目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应当在竣工验收之日起30日内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申报后，因采用的技术、工艺、材料等发生变更导致所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在变更后30日内进行变更申报。
　　用人单位的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等发生改变的，应当在改变后30日内向原申报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用人单位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在生产经营活动终止的10日内向原申报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救援和控制措施，单位负责人应当在1小时内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对遭受或者可能遭受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应当及时组织救治、进行健康检查和医学观察。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用人单位的下列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一）职业病危害防护设备、设施及其维护、保养和检测；
　　（二）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的监（检）测和评（估）价；
　　（三）职业病危害治理；
　　（四）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五）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六）与作业场所有关的职业卫生资金投入；
　　（七）与作业场所有关的职业卫生责任制；
　　（八）与作业场所有关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的设立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配备；
　　（九）与作业场所有关的职业卫生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职业卫生档案；
　　（十）用人单位的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劳动者与作业场所有关的职业卫生培训与教育；
　　（十一）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与使用；
　　（十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监督检查内容。
　　第十八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对用人单位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程度实施监督性抽查检测，并向社会公布检测结果。
　　监督性抽查检测应当委托具有职业卫生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
　　第十九条　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采取下列临时控制措施：
　　（一）责令暂停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的作业；
　　（二）封存造成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的材料和设备；
　　（三）组织控制职业病危害事故现场；
　　（四）其他必要的临时控制措施。
　　第二十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电子邮件地址，建全监管体系。及时受理违反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举报。
　　第二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建立档案，实施重点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被检查单位应当接受检查，不得拒绝和阻碍。
　　第二十三条　新闻媒体应当积极进行职业卫生宣传，对违反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二）项、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一）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
　　（二）未提供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或者提供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的；
　　（三）未对职业病危害防护设备和设施进行维护、检修、检测的；
　　（四）擅自拆除、停止使用职业病危害防护设备或者应急救援设施的；
　　（五）未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评价的；
　　（六）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经治理仍然达不到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继续作业的；
　　（七）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时，未立即采取应急救援和控制措施的。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一）未制定或者未公布与作业场所有关的职业卫生责任制、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的；
　　（二）未按照规定设置与作业场所有关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配备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
　　（三）未按照规定组织劳动者进行与作业场所有关的职业卫生培训的；
　　（四）未制定和公布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
　　（五）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评价结果未存档、上报、公布的。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一）未进行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的；
　　（二）未及时、如实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的。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职业卫生监督管理人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