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的决定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的决?
（2002年10月23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2年10月24日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3号公布）
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了《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修正案（草案），决定对《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规范和加强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护工作，弘扬中华民族见义勇为传统美德，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奖励和保护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的人员，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以下行为之一：
（一）在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受到违法犯罪行为侵害时，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
（二）在抢险救灾中，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表现突出的；
（三）其他见义勇为事迹突出的。”
三、将第四条修改为：“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的工作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日常工作由公安机关办理。
“公安、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财政、教育、卫生、金融、保险等部门和机构应当密切配合，切实履行相关职责。”
四、将第五条修改为：“奖励见义勇为人员应当实行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
五、将第六条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见义勇为人员的表现和贡献，应当给予下列单项或者多项奖励：
（一）嘉奖；
（二）记功；
（三）授予荣誉称号；
（四）其他奖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见义勇为人员进行上述奖励的同时，发给一定数额的奖金。”
六、将第七条修改为：“荣誉称号分为‘见义勇为英雄’和‘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由省人民政府批准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授予。”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见义勇为人员评定制度。”
八、将第九条修改后作为第十条：“对需要报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奖励的见义勇为人员，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公安派出所、见义勇为人员的工作单位向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申报；村（居）民委员会也可以直接向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举荐。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对报请奖励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调查核实，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办理奖励的申报工作，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一条：“对见义勇为工作作出突出贡献者，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给予表彰。”
十、将第十条修改后作为第十二条：“见义勇为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对因见义勇为受到损害的人员，其所在单位、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当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帮助解决生活、医疗、就业、入学、优抚等实际问题。”
十一、将第十一条修改后作为第十三条：“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对需要保护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亲属，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对行凶报复见义勇为人员及其亲属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对不宜公开的见义勇为事迹及其人员应当保密。”
十二、将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合并修改后作为第十五条：“见义勇为人员负伤致残或者牺牲的，符合享受工伤、医疗保险条件的人员按工伤、医疗保险规定执行，治疗期间其他待遇不变。
“不享受工伤、医疗保险的人员，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伤残抚恤管理暂行办法办理；
（二）由当地人民政府解决医疗费用；
（三）除按规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外，可以由当地人民政府增发一定的生活补助；
（四）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由当地人民政府发给基本生活费。
“见义勇为人员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但有关待遇不能落实的，按照本条第二款规定执行。
“本条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十三、将第十七条修改后作为第十六条：“获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就业、入学、入伍等优先权。
“获得‘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人员，享受省劳动模范待遇。”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因见义勇为牺牲并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人员，由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十五、将第十九条修改后分别作为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十九条内容为：“省、设区的市以及有条件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建立见义勇为基金会，其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公安机关。”
第二十条内容为：“见义勇为基金的来源是：
（一）各级人民政府拨款；
（二）省内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
（三）见义勇为受益者捐赠；
（四）其他捐赠。”
第二十一条内容为：“见义勇为基金应当用于：
（一）奖励、抚恤、慰问见义勇为人员；
（二）对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家属和伤残人员生活困难提供资助，为伤残人员康复治疗提供经费补助；
（三）为见义勇为人员办理人身保险；
（四）宣传见义勇为人员先进事迹；
（五）按照规定可以支付的其他费用。”
十六、将第二十条修改后作为第二十二条：“见义勇为基金会或者见义勇为专项资金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见义勇为基金或者专项资金的管理制度，成立监事会，定期公布基金的使用情况，依法接受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的监督。”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对见义勇为人员负伤、致残、死亡负有责任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十八、将第二十一条修改后作为第二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受到侵害时，因未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负有相关法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或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责任人，应当从重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十九、将第二十三条修改后作为第二十六条：“有关部门和单位没有按本条例规定落实奖励、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措施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对贪污、挪用见义勇为专项经费或者基金，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其他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修改后的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作为“第四章 经费”。原“第四章 罚则”修改为“第五章 法律责任”。
本决定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附：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2002年修正本）
（1995年6月16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2年10月23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护工作，弘扬中华民族见义勇为传统美德，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奖励和保护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的人员，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以下行为之一：
（一）在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受到违法犯罪行为侵害时，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
（二）在抢险救灾中，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表现突出的；
（三）其他见义勇为事迹突出的。
第三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弘扬正气，扶正祛邪。
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应当大力宣传见义勇为人员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以身作则，见义勇为。
第四条 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的工作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日常工作由公安机关办理。
公安、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财政、教育、卫生、金融、保险等部门和机构应当密切配合，切实履行相关职责。
第二章 奖励
第五条 奖励见义勇为人员应当实行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见义勇为人员的表现和贡献，应当给予下列单项或者多项奖励：
（一）嘉奖；
（二）记功；
（三）授予荣誉称号；
（四）其他奖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见义勇为人员进行上述奖励的同时，发给一定数额的奖金。
第七条 荣誉称号分为“见义勇为英雄”和“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由省人民政府批准授予；“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授予。
第八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对本系统、本单位的见义勇为人员给予奖励。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见义勇为人员评定制度。
第十条 对需要报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奖励的见义勇为人员，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公安派出所、见义勇为人员的工作单位向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申报；村（居）民委员会也可以直接向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举荐。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对报请奖励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调查核实，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办理奖励的申报工作，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对见义勇为工作作出突出贡献者，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给予表彰。
第三章 保护
第十二条 见义勇为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对因见义勇为受到损害的人员，其所在单位、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应当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帮助解决生活、医疗、就业、入学、优抚等实际问题。
第十三条 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对需要保护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亲属，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对行凶报复见义勇为人员及其亲属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对不宜公开的见义勇为事迹及其人员应当保密。
第十四条 对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医疗机构和有关单位应当及时组织抢救和治疗，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者拖延治疗。
第十五条 见义勇为人员负伤致残或者牺牲的，符合享受工伤、医疗保险条件的人员按工伤、医疗保险规定执行，治疗期间其他待遇不变。
不享受工伤、医疗保险的人员，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伤残抚恤管理暂行办法办理；
（二）由当地人民政府解决医疗费用；
（三）除按规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外，可以由当地人民政府增发一定的生活补助；
（四）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由当地人民政府发给基本生活费。
见义勇为人员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但有关待遇不能落实的，按照本条第二款规定执行。
本条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 获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就业、入学、入伍等优先权。
获得“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的人员，享受省劳动模范待遇。
第十七条 因见义勇为牺牲并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人员，由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第四章 经费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设立见义勇为专项经费，专款专用，用于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
第十九条 省、设区的市以及有条件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建立见义勇为基金会，其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公安机关。
第二十条 见义勇为基金的来源是：
（一）各级人民政府拨款；
（二）省内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
（三）见义勇为受益者捐赠；
（四）其他捐赠。
第二十一条 见义勇为基金应当用于：
（一） 奖励、抚恤、慰问见义勇为人员；
（二）对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家属和伤残人员生活困难提供资助，为伤残人员康复治疗提供经费补助；
（三）为见义勇为人员办理人身保险；
（四）宣传见义勇为人员先进事迹；
（五）按照规定可以支付的其他费用。
第二十二条 见义勇为基金会或者见义勇为专项资金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见义勇为基金或者专项资金的管理制度，成立监事会，定期公布基金的使用情况，依法接受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的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对见义勇为人员负伤、致残、死亡负有责任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受到侵害时，因未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负有相关法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或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责任人，应当从重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没有得到保护的，本人、家属或者所在单位、村（居）民委员会有权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申诉，对拒不执行本条例规定的责任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处理。
第二十六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没有按本条例规定落实奖励、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措施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对贪污、挪用见义勇为专项经费或者基金，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论市场经济发展三阶段及其法律保护体系
漆多俊
一、市场的缺陷与国家调节的救济
市场本指商品交换的场所，也代表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有商品交换便存在市场。人类早期社会，商品交换关系较简单，市场不发达，各个地方市场互相隔离，为自然经济社会。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商品交换迅速发达起来，商品经济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地位，从而进入商品经济社会。这时的市场相应地也日益发达，人们把这时候的商品经济又称为市场经济（注：商品经济相对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而言，主要是从生产目的是否为了交换以及交换是否按价值尺度进行这一角度划分的，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主要是从调节机制模式角度划分的。发达的、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地位的商品经济即为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已成为人们各种经济活动的枢纽环节，连接着从生产到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用以交换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加，不仅原已存在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些传统商品市场更加繁荣，还陆续出现了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并且，这各类市场互相关联，有机结合。从地域来说，在一国（或一大地区）范围内，打破了割裂封闭状态，各地方市场互相沟通交流，逐渐形成统一的全国（或大地区）大市场体系。各地方、各行业的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自由出入这个统一的市场，进行各种商品交换，并开展自由竞争。这就使市场具有了统一性和开放性。
在统一和开放的市场上，广大生产经营者自由和充分的竞争，使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从微观上调节各生产经营者个体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能够在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上调节资源的配置和资本的流向，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价值规律的这种调节作用，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内在机制，因此又称为市场调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内部何以能够维持大致协调的各种结构比例关系，并能从总体上维持比较稳定的运行？原来正是市场调节这只“无形之手”在悄悄地发挥作用。当时的国家一般不介入经济生活，国家调节职能不发达，社会经济基本上全靠市场这一调节机制；而它在事实上也足以有效地进行调节。因此人们一度认为它是万能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第一个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的情形。
但是，市场也有其缺陷。市场机制并非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充分有效地发挥调节作用，而常常发生“市场失灵”现象。市场的缺陷主要是由于两种原因造成：一是市场功能上固有的缺陷，或者说是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局限性；二是市场障碍。这种市场障碍是同市场相伴生的，只要有市场存在，便总会发生这种障碍，虽可设法防止和排除其危害，但不可能完全杜绝。因此它们的存在也是市场固有的一种缺陷。
所谓市场功能上的缺陷或局限性，主要有两个方面表现：其一，任何时候总会存在一些不能进入市场，不能接受市场调节的领域。例如许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营运，社会公益事业，涉及国防安全、治安和社会公德而予以禁止或限制生产和流通的产品等等便如此。其二，市场调节功能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反馈到产品生产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各个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滞后，不能及时调整其生产经营决策，往往等到市场上供求严重失调才作出反映。这使得社会经济不时出现大起大落，甚至发生周期性危机。
所谓市场障碍，即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它主要是指竞争秩序问题。竞争本是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同市场相伴生，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资源配置和资本流动就会呆滞，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便不能启动。但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限制竞争；二是不正当竞争。限制他人竞争，使自己谋取和维持对商品价格和市场的操纵地位，便能赚得超额利润；其他经营者则大批亏损。采取其他不正当方式和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也使他们获取非法高额利润。限制竞争导致竞争不足；不正当竞争是为竞争过当。两者都是竞争无序的表现。这些无序竞争的结果，使得商品价格严重偏离价值，价值规律被扭曲。从微观上说，造成各经营者和消费者个体间利益关系不公平；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如果上述现象普遍和严重时，则妨害市场调节机制对整个社会经济作用的发挥，以致引发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失衡，运行阻滞。
上述各种市场缺陷从有了市场开始便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直至整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此种危害主要局限于某种微观经济领域，尚不至于妨害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运行，市场机制从总体上看仍能较为有效地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市场经济发展到19世纪末期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市场缺陷逐渐严重显露，终于影响到市场机制从总体上对社会经济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出现了“市场失灵”现象。而此前，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性变成现实性需要具备一定条件。这种条件就是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以后的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形成。
除垄断和限制竞争以外的其他不正当竞争，原来其危害基本上限于微观经济的领域，生产日益社会化以后，不正当竞争手段日益增多，危害增大。它们并被垄断组织广泛运用。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同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相配合，推波助澜，共同成为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严重障碍。
上述各种因素造成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上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思考对策，寻求其他补救措施。有什么办法和力量能够排除市场障碍并弥补市场功能上的缺陷呢？人们想到了在社会上最具权威、最有力量的国家机器，只有国家堪当此任。但此前的国家是不怎么干预经济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奉行自由放任经济原则；如今为国家和社会总体利益，不能不介入社会经济。
国家介入社会经济是一种国家调节作用。它是针对市场的缺陷而采取的救济措施。由于市场缺陷包括市场障碍和市场功能上的局限性两个方面，所以国家调节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措施便是：（一）针对市场障碍，国家通过反对垄断和限制竞争及对其他不正当竞争予以排除，让市场调节能够充分恢复其作用。（二）针对市场机制作用领域的局限性，国家通过调整或安排国家直接投资经营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三）针对市场机制作用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国家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和信息，并根据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凭藉手中所握有的政策手段和工具，对社会经济实行总体规划、指导、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后面这种作法后来日益发达，形成了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纵观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对于社会经济的国家调节的基本方式和作法，均不外乎以上三种，即：国家反对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国家直接参与投资经营；国家宏观调控。
国家调节的出现及其作用是对市场缺陷的救济。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仍然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必须同市场调节密切配合。现代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在特点和类型上有所不同，有的国家调节的范围和力度稍大些，有的稍小些。但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便同时存在上述两种调节机制的作用，并且必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否则便不是现代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自其形成至今已经历两个阶段：19世纪末以前，市场上经营者自由而充分地进行竞争，市场机制充分和有效地发挥作用，它是当时社会经济唯一的基本调节机制。这是市场经济的第一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19世纪末以后，国家调节应运而生，开始有了两种调节机制。市场经济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人们称之为“现代市场经济”，其实最好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因为当代的市场又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新的调节机制正在形成和发展，市场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法律体系的演变与经济法的兴起
作为市场缺陷一种救济的国家调节机制的发达，标志着国家职能发生重大变化：从此国家担负起调节社会经济的重要职能。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及其以前，传统国家职能及政治统治为中心，包括对内镇压敌对阶级和政治势力的反抗及对外侵略或抵御侵略两个方面。虽然也必然要进行一些经济管理活动，但它们从属于前两方面职能，并且主要是民事或行政性质的管理。有时也发生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管理活动，具有某种调节经济的意义，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调节。因为那种“调节”还不是经常性的国家职能活动。那时在一国范围内并未形成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对其实行统一调节。19世纪末以后，由于生产社会化，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垄断形成以后，国家调节机制应运而生，国家调节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职能日益发达起来。开始时，有些国家主要是通过反垄断和限制竞争以排除市场障碍，让市场机制恢复其有效的调节作用；以后，国家进而采取更多的调节方式和手段，扩大调节范围，包括国家直接参与投资经营以及国家宏观调控。
国家调节需要法律加以规范和保障，否则又会引起“政府失灵”现象。为此各国制定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法律。美国率先颁布和实施了反垄断法。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涌现大批关于国家干预、调节经济的立法，他们把这些法律定名为经济法。此后，经济法在各国（包括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发展。不仅立法数量多，内容也更加广泛，体系逐渐完备。
这类法律突破了历来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与确保个体自由、维护个体权益的传统民法显著不同。经济法的基本功能和任务是保障国家调节，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维护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利益。它所调整的是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以国家（它的代表者）为一方主体，是一种国家调节与被调节、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不是民法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经济法同行政法也明显不同。行政法规范国家行政行为，调整行政管理关系，维护行政管理秩序。行政法一般并不影响或不注重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不以特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为其最终目的。行政法也涉及某些经济领域，但它仍然主要是关于这些领域的治安、社会或其他行政管理，而不涉及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这种深层次的经济问题。总之，经济法是同以往各种法律部门性质不同的新型的法律部门。
经济法适应国家调节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它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由于国家调节采取了三种基本方式，所以经济法体系包含三种基本法律，即：（一）为保障国家以强制方式排除市场障碍的需要，国家制定了市场障碍排除法，它包括反垄断和限制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其他有关市场障碍排除的法律规定；（二）为保障国家以直接参与方式投资经营的需要，国家制定了国家投资经营法，它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含国家控股公司）法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投资经营的法律；（三）为保障国家以促导方式实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国家制定了宏观调控法，它包括计划法、各种经济政策法以及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规定。
以上经济法体系三个基本方面法律在各国的发展和完备程度是不平衡的，它们在各国家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也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反垄断法为主的市场障碍排除法长期居于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中长期占据核心地位的则是国家投资经营法。但后来都发生了变化；20世纪末期，各国的宏观调控法迅速发达，正在逐渐上升为各国经济法体系的主导和核心地位。
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规范和法律部门，它的出现和发展，引起了原有法体系的变化；一方面，法的体系大家庭中诞生了新成员，需要确立其地位，界定其功能和任务；同时需要明确它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引起其他部门法特别是民法和行政法作出某些相应的调整，以同经济法相协调和配合。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性法律，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但是，它对于市场固有的各种缺陷却往往无能为力。例如，对于垄断和限制竞争，依据民法便难以排除；甚至可以说垄断和限制竞争正是利用了民法的自由原则，披上了合法外衣而更加泛滥。至于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局限性、被动性和滞后性，民法更完全无法解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民法的局限性逐步暴露，于是自身作了一些调整，以适应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例如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契约神圣和契约自由原则作了修正，此外还对所有权的绝对性作了必要限制，增加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等。
行政法对于市场缺陷虽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仅凭行政措施毕竟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它还往往排斥市场机制作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制约社会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有时甚至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管理经济的方式及其后果足以表明这一点。
以上情况说明，自19世纪以来，原有法的体系的自身调整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市场缺陷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能满足市场和调节机制变化后的要求。法的体系中必然要产生新的法律部门，这就是经济法。
法的体系也是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的活动和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领域和种类逐渐扩大，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也逐渐增多，法的体系越来越发达。人类早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生活比较单调，社会关系不甚复杂；加之那时候国家职能活动始终紧紧围绕维护政权这个中心，所以那时的法律体系也不甚发达，尚未区分各种不同的部门法，而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的体系才逐渐分立出各种不同的法律部门。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而言，民法首先同刑法分离而独立，然后才是经济法的出现。可见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适应国家职能发展的要求，而且也符合法的体系演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