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封市城市管理执法督察暂行办法》的通知

汴政办〔2007〕7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开封市城市管理执法督察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七年六月三十日　　　　

开封市城市管理执法督察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市城市管理执法监督工作，完善城市管理执法监督机制，保证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和《〈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实施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管理督察的基本任务是保障和监督各级城市管理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防止和纠正不文明执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等行为。
第三条　督察人员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
第四条　各级城市管理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应当自觉接受督察机构及其督察人员依法对其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情况的监督。

第二章　督察机构和督察人员

第五条　市城市管理局统一领导全市城市管理执法督察工作。市城市管理局法制机构具体负责城市管理执法督察工作。
市城市管理执法督察机构履行对全市城市管理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在执法执勤活动中的督察职责。
各县、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督察机构，业务上接受市城市管理执法督察机构的指导，负责本级城市管理机构督察工作，对市城市管理督察机构和本级城市管理部门负责。
第六条　市城市管理执法督察机构的职责是：
（一）对市、县、区城市管理机构及其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
（二）指导和协调全市城市管理机构的督察工作；
（三）了解和掌握各级城市管理督察机构履行职责的情况；
（四）制定城市管理执法督察工作的有关制度；
（五）部署全市统一的专项督察任务，制定督察工作方案；
（六）组织、指导全市城市管理督察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七）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错案提出责任追究建议；
（八）履行本办法和市城市管理部门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各县、区城市管理执法督察机构的职责是：
（一）负责本级城市管理执法督察工作；
（二）负责对所属单位及其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情况的监督；
（三）制定本地区督察工作的有关制度；
（四）组织、实施对本级执法督察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五）办理市城市管理执法督察机构和本级行政领导交办的督察事项；
（六）履行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八条　各级城市管理部门必须保障督察工作所必需的经费，配备必要的交通、通讯工具及其他设备。
第九条　各区城市管理局主要负责人的任免之前，应征求市城市管理局的意见。
第十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管理执法督察人员，是指持有《河南省行政执法监督证》的市、县、区城市管理部门有关人员及其督察机构的工作人员。

第三章　督察的范围和方式

第十一条　督察机构及其督察人员根据职责分工在本级辖区内对城市管理部门及其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下列事项，进行督察：
（一）重要城管执法部署、措施、活动的组织实施情况；
（二）重大城市管理执法案件的立案、调查、处罚和强制措施的实施情况；
（三）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建设和管理情况；
（四）文明执勤、文明执法和遵守队容风纪规定的情况；
（五）使用城市管理执法车辆及执法标志情况；
（六）处置群众来信、来访及投诉事项的情况；
（七）行政处罚是否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
（八）城市管理部门及其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执法效率和过错追究情况；
（九）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有无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损害国家、集体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
（十）城市管理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其他情况。
第十二条　督察机构根据督察内容，可以采取随同督察、重点督察、专项督察等不同的督察方式。
　　第十三条　督察人员在执行现场督察任务时，不得少于两人。根据工作需要，采取明查或者暗访的形式。
督察人员在明查时，必须佩戴督察标志，必要时出示督察证件；在暗访时，需要当场纠正城管执法人员违纪行为时，必须出示督察证件。对在督察中不出示证件的，被督察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
第十四条　现场督察时，督察人员可以通过录音、摄影和摄像等手段，获取信息资料或证据。
第十五条　被督察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根据督察人员的要求，提供与督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和情况，如实回答提出的问题。督察人员有权对督察事项有关资料进行查阅或者复制。
第十六条　市、县、区城市管理部门应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社会评议活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情况的意见。社会评议的结果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年度考核。
　　第十七条　督察机构对群众的投诉应当如实登记、认真核实、及时反馈。
经督察机构核查证实反映问题不实、造成一定后果的，应当予以澄清，消除不良影响。
对于不属于督察机构督察范围的，督察机构应当及时转交有关部门处理，同时将情况反馈给投诉人。

第四章　督察的权限和处理

第十八条　督察人员在现场督察中发现城市管理执法人员有下列违反队容风纪规定的行为，应当场予以纠正。对情节严重不服从管理的，可以暂扣其执法证件或者通知其单位将其带离现场：
（一）不按规定佩戴执法标志或着装不规范的；
（二）队容不整的；
（三）工作期间在公共场所举止不端，有失城管执法形象的；
（四）工作日期间中午饮酒的；
（五）其他违反队容风纪的行为。
第十九条　督察机构发现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法规不当，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或者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应当予以纠正，并按照《〈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实施办法》的规定，追究单位或当事人的责任；对超越城管执法法定职责的行为，应当予以制止。
第二十条　市督察机构发现各县、区督察机构对督察事项处理不适当的，可以提出重新处理的建议。必要时，可以责令其督察机构停止执行，予以撤销并直接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一条　督察机构及其督察人员对现场督察中发现的问题作出处理决定的，除第十七条所列应当当场纠正的外，应统一使用《城市管理执法督察处理决定通知书》；提请有关单位处理的，应使用《城市管理执法督察建议书》。通知书和建议书，由市城市管理部门统一制发。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和县、区城市管理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对督察机构作出的督察决定或提出的督察建议，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督察机构反馈落实情况。
第二十二条　督察机构在督察工作中发现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各级城市管理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根据情节轻重，自行为发生之日起15日内，分别责令书面检查，扣发奖金、停止上岗执法、不准升职升级、给予行政处分、注销执法证件、调离执法单位等：
（一）滥用职权、滥施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拒绝执行行政执法监督决定，妨碍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
（四）对举报行政执法中的违法问题，或者对于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单位和个人打击报复的；
（五）在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中徇私枉法、索贿受贿，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的；
（六）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的。
前款行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执法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注销执法证件、调离执法单位的，在5日内报市城市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督察人员在督察中发现情况紧急、危害严重的违法行为，应当立即制止纠正，再提请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四条　督察机构在督察中发现违规使用或者伪造使用城市管理执法车辆标志或其他设备的，应责令停止使用。
督察机构在督察中或接到举报发现伪造、冒用城市管理执法文书从事执法活动，应责令停止使用，造成不良后果的，应调离执法岗位、给予行政处分并予以澄清、消除负面影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督察机构在督察中发现伪造、冒用城市管理执法证件或城市管理执法督察证件从事违法活动，予以当场没收并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县、区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城市管理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并建议行政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单位负责人行政处分：
（一）拒绝执行督察机构及其督察人员监督决定，妨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
（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适当，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的；
（三）拒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超越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以行政执法权为本单位谋取私利的；
（五）不按《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规定的期限处理违法行政行为的；
（六）有其他违法行政行为的。
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工资待遇按国家有关人事工资政策执行。
第二十六条　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对督察机构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督察决定书之日起3日内向作出督察决定的督察机构提出复核申请，该督察机构应在10日内作出复核决定。
对复核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核决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市城市管理部门提出申诉，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在30日内予以答复。
申请、申诉期间督察决定不停止执行。但是经复核认为原督察决定确属不当或错误的，作出督察决定的机构应当立即变更或撤消，并在适当范围内消除影响。
第二十七　督察人员违反本规定或在督察工作中违法违纪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和纪律的规定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构成犯罪的称为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是构成不作为犯的前提要件，准确界定作为义务来源的类型，对于正确认定不作为犯具有重要意义。

　　一、不作为义务来源的基本理论存在的问题

　　通说将作为义务来源分为四种: 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 二是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三是法律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四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由于对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的分类没有与不作为犯的类型结合起来，一般认为上述四种不作为义务来源在不作为犯的所有种类中都可以适用，为此，有人提出以公序良俗作为认定纯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等有争议的问题，致使不作为犯界限不断模糊，准确地判断作为义务是否存在仍然是有较大的困难。

　　在理论上根据刑法规定的行为类型和实际犯罪行为的类型两个标准，把不作为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这种分类是建立在法定的行为样态和实际的行为样态基础上的，而没有从作为义务的来源角度进行考虑。行为样态确实是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一个区分点。但必须指出的是，从行为样态界分二者仍然是一种表象的或者浅层次的界分，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所在，即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法律之所以要求行为人对其身体相对的消极静止或“不为”状态承担刑事责任，主要是因为行为人在当时负有积极实施特定行为的义务。行为人当为而不为，即违反了作为义务，是行为人为其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不作为犯刑事责任的确定，最为关键也最为本质在于确定其作为义务的来源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相关原理来看，事物的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规定性，事物的本质通过属性得以表现，把握事物的本质是认识的基础，也是实践的起点。据此，对纯正不作为与不纯正不作为的理论界分，应当将视角向纵深延伸至不作为犯的本质层面，即作为义务的来源层面。因此，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真正区别或实质区别便不在于作为义务面前行为样态是否本来就是纯粹消极不为本身，而在于作为义务来源上。也只有正确把握作为义务的来源，才能准确认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成，实现准确定罪。

　　二、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所谓纯正不作为犯，是指只能通过消极不为而始能构成的犯罪，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拒不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和国外刑法规定的见危不救罪等。

　　纯正不作为犯的本系没有实施任何危害行为，其实际行为样态为“无”。立法之所以强令行为人承担某种义务而使其在不承担该义务时便构成不作为犯，实则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尤其是出于政治功利的考虑。为保证国民预期合理性和社会的安定性，基于刑法谦抑性的考量，刑法立法不能轻易对不作为犯，特别是纯正不作为犯予以规制。在此方面，见危不救罪至今还没有为我国立法确认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见危不救的场合，课以不特定人员以救助义务，一方面淡化了十几具有救助责任人的义务承担，不符合社会分工的原则，同时，也过多地限制了公众的行为选择权利。因此，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于法律规定，亦即纯正不作为犯应被看成是法定不作为犯。这里所说的法律规定，通常是指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如对于已经涉嫌犯罪的税收违法案件有关税收工作人员有意不将其移送司法机关而成立不移送刑事案件罪这样的场合，税收工作人员的移送义务来自税法的有关规定。当然，有时也指刑法的直接规定，如拒不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刑法条文直接赋予知情者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的作为义务。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是指刑事立法直接将某种不作为规定为犯罪，如拒不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 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法定性，则是指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规定了某种作为义务，如税法规定税收工作人员有将涉嫌犯罪的税收违法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的义务。

　　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及其作为义务来源的法定性，正如考夫曼反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理由所说明的那样: “第一，他认为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法理结构误植于因果作用上，变成一种习惯法上的法义务; 第二，前行为的义务类型可以经由立法成为一种法定的，而不是习惯法上的法义务，但违背此种义务只能成立纯正的不作为犯，因为前行为后的不作为不能和作为等价，光是因为前行为可能造成结果发生的危险，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保证人类型，除非再加上其他能满足等价性要求的条件类型。”考夫曼的理由对于我们把握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及其作为义务来源不无启发: 纯正不作为犯，实质上就是法定的不作为犯，而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则最终来自作为义务本身的法定性，但这里的法不是习惯法而是制定法。

　　提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自法律的规定，意味着公序良俗是不能成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 这是因为公序良俗更多的是道德性的直接说明。当代西方著名的法哲学家哈贝马斯就曾对有关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差别发表过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差别体现在: 首先，二者的作用方式不同。道德虽然具有调节行为的作用，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一种道德辨别能力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他的约束力诉诸社会舆论和个人良心。而法律则既是知识又是制度，它依靠体制化的强制和武力制裁来保障实施; 其次，二者的产生方式不同。道德作为知识体系是自然成长起来的，而法律作为知识体系则是理性制定出来的; 再次，二者的调整主体不同。道德侧重于调节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而法律则调整特定群体中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最后，二者的适用范围也有所不同。一般地，道德没有边界和国家，但法律的适用范围通常是特定的国家、地区或共同体”。而法律与道德的上述区别使得一旦将道德义务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则将如有学者指出:“首先，它将导致认知负担上的加重。

　　诚然，在一个熟人共同体中，对于一些道德原则的理解，人们并不会产生理解上的争议，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高度抽象的道德原则一旦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境，就会使人们在认知上发生困难。以道德义务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无疑将大幅度增加公众的道德认知负担。这对于节奏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显然是较难接受的。其次，它将导致行为期待上的不可靠。法律通常不问动机而重视行为，但在道德领域，动机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极为不确定。道德的这种动机的不确定性，使得其施行端赖个人良心的省思和自我意志力的把持，而这无疑将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期待变得不可靠。最后，它将导致义务归属上的困难。法律的效力不是依靠个人的道德判断，而是法律背后的组织权力，因而它可以解决由当事人的法律义务所产生的大量问题。但在现代社会，道德通常缺乏体制性的保障，其监督施行只能诉诸公众舆论的谴责和社会压力，故以道德义务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将导致义务归属上的困难。”可见，公序良俗是难以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是有的公序良俗确实重要到必须用刑法来加以维护的程度，如见死施救，那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而将其由道德或习惯上义务而上升为法定的义务。在这方面的例证，如德国刑法第323条作出了一般人助义务的规定，而该规定是纯正不作为犯的规定。所以，将公序良俗本身直接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将招致刑法的谦抑性或最后手段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反对。与法律在作用方式、产生方式、调整主体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的显著区别，已经使得公序良俗难以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因为纯正不作为犯毕竟也是一种“法律”现象; 当道德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又有着学者所指出的诸多弊端，则公序良俗便更难以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了。公序良俗不能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是符合刑法的谦抑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的。

　　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应具有法定性，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应在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之外，即职务业务行为、法律行为或者地位、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不能成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先行行为人的保证人类型是先行行为作为义务的主要理论基础，但学术上对先行行为保证人类型的“确信”是来自对其理论依据的“盲信”，而实务上对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确信”则是来自对以恶制恶的“迷恋”，所招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比起能够解决的问题更多，因此，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前行为保证人类型应予否定，那么，先行行为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也应予以否定。对于特定的职务或业务行为与特定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行为，当立法强行规定行为人负有防止之危害结果义务时，期作为义务已经法定化了，则所成立的仍然是纯正不作为犯。因此，对于纯正的不作为犯，法定义务以外并无其他作为义务的来源。根据不作为犯罪的类型确定其构成犯罪的义务来源，对于避免认定不作为犯罪扩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所谓不纯正不作为犯，是指通过不作为来实现本可通过作为来实现的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非法定不作为犯，即作为义务非来自法律规定的不作为犯。当法律的规定构成了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则只可能有三类，即特定的职务或业务行为、特定的法律行为和先行行为。特定的职务或业务行为与特定的法律行为如契约行为表明行为人已经肩负起某种义务，故视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当无疑问。先行行为构成作为义务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前行为人保证类型的组合及其招致的问题，有学者将前行为保证人类型构想出如下8 种组合: 1．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放火烧他人的房子，当听到有人呼救，为怕暴露行藏而看着被害人被烧死。2．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甲出于避免妻乙知其秘密访客而将其迷倒，欲待访客走后叫醒乙，而乙却因甲回来太晚身亡。3． 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甲举刀欲杀乙，乙躲闪摔入水池中，甲明知乙不会游泳却扬长而去，乙溺死。4．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甲常因乙在实验室太久而不能提早关门。某日，甲不想守门，将乙锁在室中，而乙又恰想提前离去。甲不予理会，在出去闲逛中又与朋友聊天到次日，才赶回开门。5．过失作为+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甲丢烟蒂在垃圾筒而引起火灾。当其想提水灭火时，却见幼儿乙正走向垃圾筒，乃转身离去。结果，房毁人死。6．过失作为+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同样用第五种例子，若甲见有烟自垃圾筒冒出，也未阻止乙，但当乙靠近时，火舌突然冒出，甲欲相救已晚，乙被严重灼伤。7.过失作为+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图书馆管理员误将甲锁在馆内，虽然后来发现甲，但为教训甲仍多关半天。8．过失作为+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甲跑步将乙撞落水池。甲误以为乙乃善泳的丙，便继续慢跑，结果乙溺死。第一种组合中，放火的因果流程由物及人，且没有其他原因力介入，发生变化的是甲的犯意增加，并假借已经存在的因果力量而得逞。消极地利用已经存在的因果作用以满足欲望，原本就是不纯正不作为犯典型的行为构造。在利用前行为的因果力量时，即使造成不止一个法益受到侵害，因果流程只有一个，故整个犯罪构造是两个故意、两个法益受侵害，如果借前行为保证人类型论以两罪，即故意放火和故意不纯正不作为杀人，则显然对因果流程作了两次评价即过度评价。在第二种组合中，甲下迷药致死乙确有过失，但难说具有“利用既存的因果流程”这样的归责基础，而所谓“过失不作为”这后半段犯罪事实中只是“过失”和“法益受侵害”。至于“过失不作为”，其对因果流程的作用则是“无作用”，自然无法再作评价。在第三种组合中，前行为的因果作用最终造成了死亡，若认为有两段因果流程，前一段没有造成死亡，成立杀人未遂，后一段溺水是另一段独立的因果流程，成立不纯正不作为杀人既遂，则互相矛盾: 若因果流程可以切断，则如何说明行为人必须因为前行为而对后面一段因果流程负排除的保证人义务? 第四种组合和第三种组合为同一类。因为有前行故意作为，而将没有作用的过失不作为拟制为有作用的作为，则岂不是任何一个作为犯皆同时成立一个不纯正不作为犯? 第五种组合和第七种组合与其他各类组合相同，都有一个单一的因果流程。在第六种和第八种组合中，前后两个过失的对象固然不同，但是这两个过失一旦拆开来，则前段过失行为成为未遂，而只能就后段过失行为论罪，则前行为保证人类型对这类组合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制造问题。故意和过失对犯罪流程的作用必定是连续的，否则故意行为必然因行为人意志的介入而成立中止未遂，而过失行为将因无结果而不罚。上述分析足以说明，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要么不必要，要么会带来理论上的困境，把问题复杂化，因此并无实际存在的价值。因此，先行行为不应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

　　（作者单位：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