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生的“屈辱感”值得警示

毛立新

自公安机关推行“网上追逃”以来，在火车站等公共场所查验身份证，就成为警方的一种常规性查缉行动。8月29日，从外地回到武汉的冯先生在火车站被警察拦住，要求他出示身份证进行查验。冯先生认为，警方此举超越了有关法律法规授权范围，也让他“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法制日报》9月14日）

也许有人会说：警方查验身份证，目的在于查缉逃犯、打击违法犯罪，作为公民理应予以配合，冯先生怎会生出“屈辱感”来？甚至会认为，这位冯先生太缺乏法律意识和公民责任心了，应该批评。但依笔者看来，冯先生的“屈辱感”不仅合乎人情，而且有着法律及法理上的根据。

其一，先说法律。根据我国《居民身份证法》第15条规定，只有在符合“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等四种情形时，警察才有权查验身份证。而在执法实践中，警方动辄突破上述法律规定，进行所谓“地毯式”、“拉网式”的“普查”。这不仅有违法律规定，而且实际上把大量如同冯先生一样的守法公民也纳入“有违法犯罪嫌疑”之列，你说能不让人感到“屈辱”吗？

其二，再说法理。把一国绝大多数公民看成是守法公民，这不仅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基本事实，也是贯彻无罪推定法治原则的体现。从无罪推定出发，除非执法、司法机关能拿出相当的事实及法律根据，证明某人构成违法犯罪，否则只能视其为合法或无罪。根据该原则，各国立法均要求警方在采取盘查、搜查、拘留等紧急措施时，也必须要有“合理的怀疑”、“正当的根据”，绝不可任意猜测、为所欲为。而冯先生所遭遇的警方“普查”，本质上是一种盘查行为，但却取消了任何前提和限制，是典型的“有罪推定”，也是对公民权利及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说是“侮辱”有何不可？

其实，有冯先生这种经历及感受者绝非少数。按说，法治的目标，在于保障人的基本自由和尊严。如果一项法律制度或者执法活动屡让民众备感“屈辱”，那无疑是一种值得警醒的信号。它说明，警察所行使的公共权力已悄悄逾越了法律的边界，并对公民自由和尊严造成了侵害。它还警示我们，弘扬法治精神，改进警察执法，确已属刻不容缓。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谁在说李达昌是贪官？

　　杨涛
　　　　　
近段时间，关于李达昌被捕的事件，在媒体和网络都讨论的热火朝天。李达昌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一是他是一位学者型高官，他曾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但此前却曾在西南财大任教；二是他在位时就主动请辞，愿到学校教书，回到西南财大任经济学院和财政税务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对于李达昌的被捕，笔者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从李达昌被捕看“知易行难” 》文章表明了惋惜之情，也分析了学者型高官落马的原因。但近些天，笔者却发现，不知从何时起，李达昌被戴上了“贪官”的帽子。如人民网上一篇广为流传《贪官李达昌“洗脚”难上岸》的文章称：“现在看来，这都是李大官人苦心积虑、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所有“宣传效果”都是虚张声势铺排渲染出来的，是一个掩耳盗铃的“人造景观”。与一群贪官们沆瀣一气，挪用一亿元公款，给国家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 “当年红极一时的政坛明星李达昌机关算尽，躲进大学殿堂仍然逃不脱“伸手必被捉”的“腐败宿命”。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贪官即使“洗腿”也难以堂堂正正地上岸，出水更看两脚泥，“腐”的前因早晚会换来“败”的后果。”
“贪官”在当前的语境下，是有特定含义的，这个词语对于老百姓理解而言，通常是指那些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等贪图钱财利益的官员。但是，这个词语并不包括那些滥用权力和玩忽职守但没有获取钱财的官员，这些官员可以称之为“渎职官员”，从广义上讲也可称为之“腐败官员”，但不是“贪官”，因为他们的行为与贪图钱财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我们看到，在《刑法》中“贪污贿赂罪”这些惩治“贪官”的罪名放在第八章，那些惩治滥用权力和玩忽职守的官员的罪名却放在了第九章的“渎职罪”中，说明两种行为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李达昌有无贪污受贿行为，我不得而之。但从目前的报道来看，李达昌涉嫌的犯罪事实是：1997年1月左右，财政部拨了1亿元的专款给中国进出口银行，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中川国际)提供了5年期1000万美元的专项贷款。财政部明确要求，这笔资金应用于解决乌干达欧文电站赔偿风险准备金。这笔钱到中川国际账上后，李达昌利用手中职权，多次批准挪用，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每日经济新闻》1月18日）这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而这一行为完全有可能是为了公家的利益（即将本应用于特定用途的公款挪着其他公共事业，当然这只是猜测，报道中并没有详细阐明），事实上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仅仅是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李达昌进行立案侦查的。而且至少报道中并没有提到，李达昌是在涉嫌滥用职权过程中，有收受贿赂或贪污等贪图钱财的行为，因此，称李达昌“贪官”是一种偏离报道本身、先入为主的说法。
这种先入为主的说法，极易引发“媒体审判”，干扰公众的视线，影响公正的侦查与审判。现在，我们从大量的网友的留言中，已经看到这种说法正在以讹传讹，网友对于“贪官” 李达昌义愤填膺，认为一个学者也如此不清廉。而实际上应当说，一个学者也不能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不遵守法律，滥用职权，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
由此，必须引发我们对于媒体评论公正性的思考。媒体言论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体现，必须予以保障，这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底线。但是，媒体言论必须受到限制，不能无限度地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在我看来，公正的评论必须坚守二条底线，首先是必须保证要根据新闻报道的原意来进行评论，不能超越报道的本身，自己虚构事实进行评论；其次，在对媒体报道中有关事件和人物进行评论时，可以批评、反驳，不能有辱人格，使用侮辱性的言语。
当然，我们也有权利怀疑李达昌在涉嫌滥用职权过程中，有收受贿赂或贪污等贪图钱财的行为，要求有关部门在查处其时不要忘记查查其有无“贪官”行径，这是公民在行使合理怀疑权。但无论如何，在新闻报道都没有报道其有“贪官”行径前，就评论其是“贪官”是极不妥当的的做法。这一事件本身必须引起公众、媒体和评论人的注意和反思。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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