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自杀如影随行，无所不在。死者为何决绝奔赴黄泉，徒留生者无穷哀痛？
古希腊罗马时期，自杀一度广受同情。苏格拉底饮鸩自尽，留下名言：“我去死，你去活；到底谁更好，唯有神知道。”《法律篇》中，柏拉图无奈表示：“如果你无法挽救身上的罪恶倾向，你一旦觉得死亡是最好的出路，就立即摆脱生命吧。”
《古罗马人的自杀》一书，收集314起名人自杀案例。加图、安东尼、克娄帕特拉的自杀，成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典范。西塞罗承认，自杀本身非善非恶，它的价值取决于动机。爱比克泰德慨叹：“你进入冥府的路有何关系？它们的分量无足轻重。”奥雷勒皇帝强调：“我会像一缕轻烟飘然离去。为什么还把这当一回事呢？只要万物不放弃我，我就会保持自由，什么都无法阻止我去做想做的事。”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鉴于太多基督教徒舍身殉教，首次宣称自杀殉教是一种罪过。533年，奥尔良主教会议批准罗马法令，禁止向自杀者供奉祭品。布拉格会议把自杀罪正式列入天主教法典。公元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在《神学大全》中，痛批自杀三宗罪:否定生命至上原理；冒犯社会；违背上帝意志。
与此同时，世俗当局担心若坐视不理，任其发展，自杀极易引发连锁反应，让本来就苦于小国寡民的国家，雪上加霜。有鉴于此，各国祭出严刑峻法,严惩自杀者，自杀罪应运而生。自杀者尸体不许下葬,没收全部财产，不得举行宗教葬礼。
普通法认为，自杀是一种可耻的犯罪。 “Suicide”(自杀)——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凶手，可见一斑。公元967年，英国国王颁布法令，自杀者与谋杀犯同罪，尸体受鞭示众，木桩穿心后方可埋葬，且不能入公墓，只许埋入大道路口之下，千人踩万人踏，不许举行葬仪。
1270年，法国《圣路易习惯法》中规定：如上吊、溺水及不论何种原因的自杀行为，死者及其妻子的动产归男爵所有。圣女贞德狱中从塔顶纵身而下，她宣称：“宁愿死去，也不想在这么多好人遇难后，苟延于世。”法庭随即加上一项“自杀罪”指控。
1664年，一位法国农妇自杀，家人谎称死于意外，从而取得法律许可，埋在墓地一角。司铎起了疑心，向主教法院提出申诉：“不管自杀者留下的六个未成年孩子，必须剥夺财产。”教会执意追究到底。法学家多主张宽容那些“迫于无奈、劳累、贫穷”的自杀者；非证据确凿，不得没收财产。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兴起，教会绝对权力瓦解。哲学家率先发难，蒙田、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休谟，竞相为自杀行为正名。
叔本华抨击：“教会对自杀者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野蛮之举，实际上这恰恰是违背了《圣经》这个唯一准则所赋予人的权利。立法者所主张的对自杀未遂者的处罚，就更显得愚蠢和无聊之极。”
休谟强烈谴责法律的不公正：“任何人生命的价值,并不因其舍弃生命而丧失。”宗教和法律，不分青 红皂白，一味处罚那些杀身成仁的义士、维护贞操而牺牲的贞女、强敌环伺而勇于自刎的豪杰，荒谬至极。
1776年，一位法学家表态：“没收自杀者财产的法律，如此残忍，明显引起公众的反感。”英国乔治三世时期，97%的自杀诉讼，以“神经错乱”结案，法官宣布死者为“自然死亡”。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指出，严禁自杀是无用、徒劳、不公正的。
18世纪以后，现代观念业已形成——自杀纯属个人自由选择，自杀非罪渐成潮流。法国大革命开风气之先，一举废除自杀罪。“人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成为共识。不过,唆使、协助他人自杀, 在法国仍按谋杀罪论处。1961年，英国萧规曹随，最终废除自杀罪。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段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字，写于1600年。四百年来，哈姆雷特的内心读白，大哉问超越时空，流传至今。丹麦王子的问题，也就是全人类的问题。重要的是，提出这个问题，就等于选择生命，思索就是存在！
放弃自杀，选择扼住命运咽喉的哈姆雷特，以自己勇敢的抗争，喊出人生的最强音：“有比忍受多舛命运更高贵的灵魂吗？有比反抗苦难人世更高贵的灵魂吗？”



出处:《方圆》杂志2013年1月
半道“宰客”也是抢

[案情]2003年5月28日,在大同矿务局打工的三个河北民工租乘被告人王某和李某的出租车回家乡望都县收割小麦，双方讲好租车费500元，出发时预付100元用来加油。当车驶出大同，进入怀仁县境内时，王、李二人停车加水。王提议“要挣大钱”，“跟他们每人要500元，不给就硬要”，李遂表示同意。当车行至盘山公路上时，坐在后坐的李某开始向三民工索要“油钱”、“车费”，并以“不给钱（车就）不走”相威胁，前边的王某一边驾车一边帮腔，“打呀骂的”，三民工无奈，分别各自掏出一些钱交给被告人李某，共计1500元。李还扬言“一会儿搜身，（从谁身上）搜出（钱），（就将谁）扔沟里去”。车行至邻县白石口检查站时，停车接受检查，三民工不顾二被告人的阻止，强行下车报警，言称被抢，同时夺回了被要走的钱款。王、李二人被交警抓获。
[意见]在本案的处理上，产生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定强迫交易罪。刑法226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论处。故强迫交易罪是情节犯，而本案二被告人采取语言威胁的手段，迫使三民工接受其客运服务，促使不平等交易目的的实现，以超出原价两倍的价格强迫受害人付款，差额太大，属情节严重情形，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其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敲诈勒索罪。王、李二被告人主观上报着一种要“挣大钱，必须心要恨”的心态，寻找借口，以语言相威胁，给三民工造成心理恐惧，致使其害怕受到其他伤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交出原价数倍的“车费”，实质上是敲诈，二被告人的行为侵犯了三民工的财产所有权，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定抢劫罪。二被告人有着明确占有他人财物的动机，在此动机下产生抢劫乘客的犯意，并实施了语言威胁的行为，而且利用特定的危险环境，对受害人进行精神强制，迫使其就犯，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评析]笔者认为，虽然二被告人的行为似乎构成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但仔细分析起来，对该二被告人最终应以抢劫罪论处。理由处下：
（1）、本案二被告人在三民工向其租车时，即已将目的地、价款等谈妥，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的客运合同成立并生效。尽管作案时合同已进入履行阶段，与合同的订立一样，同样仍然处在服务交易之中。因此，从二被告犯意的产生到实施威胁行为均在交易中发生，且被告人又从事的是合法的旅客营运业务，专门提供客运服务，并非像那种平常并不经营客运业务而却强迫三民工临时有偿搭车的行为一样，故符合强迫交易罪的客观要件。被告人是专营出租车业务的经营者，对市场行情是明知的，对路途远近以及车费计算不会出现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且客观上也不存在市场行情与原定应收车费有差距的情形，故其强行索要巨额车费，符合强迫交易中情节严重的要求。二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践踏了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自愿公平交易的原则，扰乱了市场秩序，同时也侵犯了三民工的财产权利，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
（2）、但二被告人毫无理由地强行索要几倍于原定价格的“车费”，且密谋策划时，即约定“要挣大钱”、“不给就硬要”，反映了其贪利动机和非法掠夺他人财物的目的，一切借口只不过是占有他人财物的幌子，在自己的合同义务未予全部履行前，便威胁三民工预付巨额“车费”，并且当即支付。这一切发生在合同履行期间，似乎给人一种强迫交易的影响，实际上已超出交易的范畴。本来双方约定到达目的地再给付余款400元，但二被告人为“挣大钱”，在半途中发难，从其选择作案的这一时间段上来分析，显然与到达目的地后再威胁三受害人支付数倍的车费之情形炯然不同。其见财起意，敲诈勒索的特征表现得要更大一些，更明显。而且此时，其目的已不再是促使交易的实观，而是进一步转化成赤裸裸的敲诈。再从其作案的空间上来分析，在野外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内，似乎也跟一般生活观念上的交易市场相距甚远，其正在市场中交易的这一概念已从心理意识层面淡出，因此，被告人此时的心态已不再是对市场交易秩序的藐视和挑战，而是纯粹的借机打劫他人钱财。故其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已不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及公私财物，而是纯粹的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另外，二被告人只实施了语言威胁，未对三民工实施暴力侵害，仅有程度较轻的推拉扯拽，三民工的人身权利未受侵犯，从这一点上看，二被告人的行为也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
（3）、被告人王某、李某当面威胁三民工，并且扬言当场要实施所要威胁的内容，即“扔到（山沟）里（喂狼）”，三被害人自感无回旋余地，被迫当场交出财物，具备了抢劫的两个“当场”性特征。虽然，二被告人未侵害三民工的人身权利，只进行语言威胁，有意识地施加了精神压力，而威胁不仅仅是抢劫的特征，而且也是敲诈勒索的特征，似乎属敲诈勒索行为，但在行驶中的出租车这一特定的空间内，又是在异乡，人生地不熟，而且行进中的车辆在客观上也变相地限制了乘客一定的人身自由，无法得到外援，几及于“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之境地，尽管二被告人未实施暴力，只进行了语言威胁，夹之以程度很轻的推拉扯拽，但在三民工心理上造成的恐惧感、不安感却由于这一特殊的处境而被成倍地放大，此时的一推一扯尽管并不会造成任何身体上的伤害，甚至连一个钮扣也不会掉落，但却在受害人精神上会造成了巨大的强制效力，其心理感受与在大庭广众之下或在熟悉的开放的环境下相差甚远。从这一点看，虽未使用暴力，但给三民工心理上造成压力之大不亚于对其人身进行直接的暴力伤害，从而直接使之失去反抗能力。山高路险，沟壑纵横，行车当中，如反抗则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跌入万丈深沟；如不反抗则至少人身安全得以保全。事已至此，“身不由己”，屈服其淫威，违心地将血汗钱拱手相让，无疑是唯一的选择。也就是说，这种语言的威胁已足以抑制三受害人的反抗。二被告人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已远远超过敲诈勒索行为，已超越了敲诈勒索所能评价的范畴。试想，如不对此类行为进行严惩，谁还敢再乘坐出租车，当大家都对满大街的出租车敬而远之的话，这个行业乃至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将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这么大的法益难道不应该受到更加强力的刑法保护吗？
（4）本案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既具有强迫交易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的特征，界线并不是很明显，不易区分。对于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这两个罪名来说，前文已述及，考虑到二被告人选择的作案时间，敲诈勒索罪的特征表现得更明显一点，但根据省高院2002年度刑事工作会议的精神，敲诈勒索罪的数额较大暂定为1500元，而本案二被告人向三民工强行索要了1500元，扣减400元合理的租车费，应以1100元计算犯罪数额，如此，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当然如情节严重还是可以构成该罪的），故该罪可以排除，不再讨论。至于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二者之间，由于被告人作案时利用了特殊的时空条件，出租车又属于公共交通工具，行进途中作案极有可能造成乘坐者人身、财产损失，甚至造成对过往车辆和路人的损害，危及公共安全，因而其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以抢劫论处，才可罚当其罪。这如同携带凶器抢夺一样，虽然是抢夺，但一旦“携带凶器”这一因素介入，性质马上发生变化，即转化为抢劫（刑法267条二款）。最高人民法院[1993]法发2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合国铁路法〉中刑事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一）项规定“……凡在列车内，对旅客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如以语言威胁、暴露或者暗示以凶器或者依仗人多势众，对被害人施加精神压力等，强拿旅客财物或以‘借钱借物’为名索取财物的，以及对旅客实行强买强卖，侵犯旅客财产权益的，均应以抢劫论处。”故对本案二被告人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也正体观了这一精神。此外，从想象竞合犯这一角度分析，即使二被告人的行为同时均符合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的犯罪构成，但择一重处的结果，仍应以抢劫罪处罚。
（5）也许有人会想，以抢劫论，起刑点就是三年有期徒刑，是否处罚太重？二被告人所抢的钱款数额仅一千余元，又被三民工夺回，未造成财产损失。毕竟被告人也提供了客运服务，实践中此类“宰客”行为又并不鲜见。其实，这恰恰是一种客观归罪的报应主义思维。“宰客”本是民事范畴的概念，是民事行为，“宰客”具有引诱、欺诈的成份，但起码建立在一个自愿交易的基础上，只不过利用了消费者处于一种缺乏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弱势地位。而本案是犯罪行为，受害人在被告人的威胁下，已丧失了自主意识，双方之间已失去了一种交易的平台和现实基础，二被告人的行为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且利用了特定的危险环境，性质恶劣，其行为已超越了强迫交易罪甚至敲诈勒索罪所能评价的范围，故以抢劫罪论处是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的。另外，本案的小型出租汽车不属于刑法第263条（二）项的“公共交通工具”，依法只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不会处罚太重。

朔州市中级法院 张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