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管理办法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11月21日甘肃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开采范围
第三章 采矿审批、登记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矿产资源，加强对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的管理，保障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地方采矿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甘肃省境内由乡镇办、村办、联户办及其他多种形式联合办的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地表和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本办法，取得采矿权。未取得采矿权的，不得进行采矿生产。
采矿权不得买卖、出租，不得用作抵押。
第四条 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
第五条 对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实行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鼓励、指导和帮助乡镇集体矿山企业的发展，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人依法采矿。
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实行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赔偿；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第六条 甘肃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县（市、区）、自治县人民政府矿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负责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监督管理机关，统一行使本行政区域内乡镇集体和个体采矿的监督管理职能。未设矿管部门的由人民政府指定有关部门兼管。其业务工作，接受上级
矿管部门管理和指导。
省、市州（地）、县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要协助同级矿管部门对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 开采范围
第七条 允许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开采下列矿产资源：
（一）不适于国营矿山企业开采的小型矿床、矿点及零星分散矿产资源；
（二）国营矿山企业矿区范围内可以划给的边缘零星矿产资源，已关闭的国营矿山可以安全开采的残矿、尾矿；
（三）其他经国家或省人民政府指定开采的矿产资源。
第八条 允许个人采挖零星分散的矿产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以及为生活自用的少量矿产。
第九条 下列区域内矿产资源，未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或省人民政府许可，不得开采：
（一）飞机场及国防工程设施圈定地区内；
（二）重要工业区、重要河流、重要水利工程、人畜饮用水源地附近一定距离以内；
（三）铁路和重要公路、隧道、桥梁、高压输电线路两侧一定距离以内；
（四）国家或省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重要风景区、名胜古迹所在地和重点文物保护区；
（五）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实行保护性开采的贵重矿种；
（六）国家或省规定不得开采矿产资源的其他地区。
上述区域内已有的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必须撤出。
第十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未经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进入国家正在进行地质勘探的作业区、规划建设的矿区和已批准开采的矿区范围内采矿。

第三章 采矿审批、登记
第十一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申请采矿权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矿产资源基本可靠，有一定的地质矿产资料；
（二）开采范围明确，不影响邻矿生产和安全，有合理的开采方案；
（三）有与建矿规模相适应的办矿资金、技术力量和设备条件；
（四）企业法人代表、主要管理人员和采矿当事人经过安全技术培训；
（五）有符合规定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措施；
（六）开办中型矿山企业，应具备国营中型矿山企业的基本条件。
第十二条 审批机关和矿管部门核定（划定）矿区范围，应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状的原则，根据批准的总体设计、初步设计或者改建、扩建设计所确定的矿区范围以及矿山现有生产能力、服务年限、批准的发展规划、矿体自然界限和资源合理开采方案，进行核定或划定。
审批机关自收到申请报告之日起，最迟要在两个月内作出批复。审批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不得刁难、拖延，不得徇私舞弊。
第十三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按下列规定办理采矿审批、登记手续：
（一）乡镇集体矿山企业申请开采未规划建设的大中型矿床的个别地段和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小型矿床，应向资源所在县（市、区）矿管部门提出申请，由矿管部门审查后报省有关矿业主管部门，矿业主管部门会同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核定（划定）矿区范围，由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颁发采矿许可证。
（二）乡镇集体矿山企业申请开采国营矿区范围内的边缘零星矿产，应向矿山所在县（市、区）矿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签署意见后，报国营矿山企业主管部门批准，并会同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核定（划定）矿区范围，由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复核，矿山所在地
的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矿管部门颁发采矿许可证。
（三）乡镇集体矿山企业申请开采一般小型矿床、个体采矿者申请开采零星分散矿产资源，经资源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划定矿区范围，由县（市、区）矿管部门复核，颁发采矿许可证，并报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备案。
（四）个人申请采挖作为商品的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和生活自用的少量矿产，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市、区）矿管部门审批、划定矿区范围，颁发临时采矿许可证。个人自采自用砂、石、粘土等普通建筑材料的管理办法，由县（市、区）矿管部门规定。
（五）外省或与外省合资的乡镇集体或个体申请到甘肃省办矿和跨地区、跨县境办矿，应由办矿单位提出申请，经户籍所在县（市、区）以上人民政府同意，矿产资源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查，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
（六）正在建设和正在生产的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应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集体矿山企业在六个月内、个体采矿者在三个月内补办采矿审批、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凭采矿许可证，按工商企业登记的有关规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并办理其他有关手续。
第十五条 领取了采矿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由资源所在县（市、区）矿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按批准标定的范围，共同埋设界桩或地面标志。
第十六条 采矿申请登记表、采矿许可证由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十七条 办理采矿登记手续，领取采矿许可证，应当按规定缴纳登记费和矿管费。征收费用的有关规定，由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及有关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以批准的矿山服务年限为准；需要延长服务年限的，应当在有效期满前两个月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手续。临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一年，到期后需要延续开采的，必须重新换发采矿许可证。
凡变更企业名称、开采矿种、开采方式、开采范围的，要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换领采矿许可证。
第十九条 关闭矿山企业和停止开采的，必须提前两个月向原批准机关提出申请报告，经原批准机关和同级矿管部门审核同意，会同矿山安全监察、环境保护等部门检查验收后，办理注销采矿证和营业执照等有关手续。
第二十条 除本办法规定的有关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收缴或吊销采矿许可证。收缴或吊销采矿许可证，要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十一条 《矿产资源法》公布之前，已在国营矿山企业矿区范围内采矿的乡镇集体和个体采矿者先于国营矿山企业进入矿区范围的，按照《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处理；在国营矿山企业建矿之后进入矿区范围的，应当关闭或在指定地点开采。
《矿产资源法》公布之后，擅自进入国营矿山企业矿区范围内采矿的乡镇集体和个体采矿者，应令其撤出。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必须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矿产资源，在批准集体和个体办矿时，要规定资源总回收率指标。开采矿产资源要遵守采矿程序，严禁乱挖滥采、采富弃贫、采易丢难，提高回采率，降低贫化率。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必须测绘井上、井下工程对照图。
第二十三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在开采主要矿产的同时，对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和伴生矿产，应当遵循综合开发、综合回收、综合利用的原则，综合回收利用；对于暂时不能利用的，应有必要的保护措施。
第二十四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必须建立健全和认真执行各项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第二十五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必须遵守国家和本省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在开采矿区范围内，不准任意构筑建筑物、埋弃或排放尾矿和废石等有害物质；应回填采坑，有条件的要复土植树造田。
第二十六条 采矿用地应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办理。采矿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第二十七条 在采矿活动中，发现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地质现象及文化古迹等，要加以保护，并立即报告有关部门。
第二十八条 乡镇集体和个体生产的矿产品，严格按照国家矿产品收购规定进行销售。
第二十九条 地质矿产部门、有关工业部门和国营矿山企业、地质勘查单位，应当按照积极扶持、有偿互惠的原则提供地质资料和技术服务，指导和帮助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提高技术水平、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第三十条 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根据地、边远贫困地区的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应本着照顾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按照有关规定可以优先开发的矿产资源，予以优先安排。有关部门在提供各种服务方面要给予优惠。
第三十一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个体采矿的矿区范围之间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县级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矿管部门根据依法核定的矿区范围处理；跨省、区的矿区范围的争议，由省人民政府与有关省、区人民政府协商解决。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颁发采矿证的矿管部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通知银行停止拨款或者贷款、吊销采矿许可证的处罚，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一）超越核定（划定）的矿区范围进行采矿的；
（二）涂改、买卖、出租、抵押采矿许可证的；
（三）正在建设或者正在生产的乡镇集体矿山企业从本办法施行之日起满六个月、个体采矿满三个月，无正当理由不申请办理采矿登记手续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不办理采矿延续、变更、注销手续的；
（五）领取采矿许可证满六个月，无正当理由不进行建设或者生产的；
（六）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进行破坏性开采，造成矿产资源严重浪费和破坏的。
第三十三条 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进行采矿或者进入他人矿区范围内采矿的，依照《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和国务院《全民所有制矿山企业采矿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擅自破坏或移动矿区范围界桩或者地面标志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管理部门责令责任者限期修复，并处以两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擅自印制、伪造采矿许可证的，由矿管部门没收其印制、伪造证件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按《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盗窃、抢夺矿山企业和勘查单位的矿产品和其他财物的，破坏采矿、勘查设施的，扰乱矿区和勘查作业区生产秩序的，分别依照《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只顾营利，不管安全生产，以至造成伤亡事故的，由有关部门根据具体情节，责令赔偿损失，给予罚款、吊销执照等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有用尾矿，以及废渣、废水等有害物质任意排弃的，按国务院《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处理。
第三十九条 违反国家矿产品收购规定，收购和销售国家统一收购的矿产品的，按照《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条 罚款和没收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当地财政。受罚单位和个人，必须在限期内到指定单位如数交付。
第四十一条 受处罚单位和个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乡镇集体矿山企业以外的其他集体矿山企业。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1988年1月1日起施行。



1987年11月21日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定位
李云峰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配置，即如何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限，是行政强制执行立法的重点和难点。笔者认为，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时期，对此不能照搬外国模式，既不能扩大行政机关现有的行政强制执行权，也不能削弱或取消人民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权，而宜定位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特别授权的则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格局。
一、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在总结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形成的，有其自身的特点。
　　“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反映。任何两国的法律制度都不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在我国，既没有“司法权优先”的法律传统，也没有“行政权专断”的现实基础。因此，不可能象早期的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统一将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给行政机关，或象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原则上交由司法机关实施，而必须根据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在两类机关之间进行权限上的划分。
　　“法制是一种不断发展历史过程，是一种实践，是一种传统”。2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长期实践看，八十年代末，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入，广大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司法体制不断完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逐步形成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整体。一方面是人民法院在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职能日显突出；另一方面是行政机关的管理事项不断增加，日趋繁杂，而自身的条件又受到诸多限制，逐渐认识到依靠人民法院实现其管理职能至关重要。如主动要求人民法院到其单位设立执行室等，这虽然在形式上欠妥，但却反映了行政机关渴求司法服务的意愿。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我国继《行政诉讼法》六十六条作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的规定之后，在《行政处罚法》的第五十一条又进一步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就是说，人民法院应行政机关申请，不但可以执行行政机关无强制执行权的非诉行政案件，而且有权执行行政机关享有强制执行权的非诉行政案件。
　　综上，我国的这一现行执行制度相对于外国是不同的。一是在主体上，定位于在一般情况下为人民法院，法律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为行政机关。这既有力地监督了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又避免了不切实际地加重法院工作量。它与英美国家只能是司法机关显然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将行政强制执行权作为司法权的一部分，原则上全部权力归司法机关。除法定的特殊情况，行政机关在相对人不履行义务时，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其履行。它与大陆法系早期的德奥国家相比也不同。在这些国家，实行行政命令权与强制执行权合一，原则上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由行政机关实施。二是在程序上，我国以行政机关的申请启动执行程序，而不是“诉讼”。这既能够对行政决定作必要的审查，及时制止行政违法，防止行政专横，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又简化了程序，及时执结行政决定，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从而克服了外国执行制度的弊端。其具体优越性，本文第四部分另作详述。
二、限制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非诉行政案件的权限，强化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地位，这是保障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的两权分配与制衡。科学地调整、配置国家权力，保障经济发展，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点；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心；依法行政，制约、控制行政权力的扩张，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则是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持续不断深入开展的关键。“尽管国家行政机关依法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毕竟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不应该过多地拥有另一方当事人所没有的权力，否则必然造成权力的滥用。”3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大民主法制建设的力度，必须坚持推进依法行政，将国家各级政府的行政机关的公权力，牢牢置于“法治”的监督和制约之下。这种“法治”的监督，应该是对其执法活动全方位的、自始至终的监督。不仅要监督其作出的行政决定，而且要重视其执行的监督。列宁告诫人们：“究竟用什么来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加以惩罚。”4实践证明，司法监督无疑是对执行行政决定最有力的监督。
　　再从行政强制执行的特征来说，它是实现行政决定的手段，是行政权的延伸。它虽在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自身在客观上又具有扩张性、易腐性以及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权性。尤其是失去司法监督、制约的行政决定权与执行权合一的强制执行，一旦造成社会危害，其后果往往难以弥补，必须对此慎之又慎。因而我国现行的单行法律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原则规定，在强制执行权的具体配置上，“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需要强制执行的情况，法律一般规定由各主管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但此类规定只限于少数行政机关，其他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个别对个人、组织的权益关系特别重大的，法律规定也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凡是行政机关没有得到强制执行授权的，一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5这些规定，既注意发挥行政机关自身的优势和能动作用，又立足于强化司法监督，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权力的配置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符合民主法制建设发展趋势的，当然也是符合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
三、行政机关的自我完善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其执法活动大多存在较为严重的滥、乱、差，不宜扩大其强制执行权限。
　　所谓滥，是说行政机关滥用强制执行权，利益驱动、部门保护主义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把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变成为单位、为个人谋利的特权；所谓乱，是说某些行政机关随意设定执行权，严重破坏法制的统一、法律的尊严；所谓差，是说有些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素质较差，办案质量差。长期以来，行政机关习惯于行政手段管理社会，法制观念淡薄，缺乏严肃的法律意识。除公安、税务、工商、交通等部分行政机关外，有些至今还没建立起一支执法队伍。一些临时配备的工作人员不但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甚至不懂执法的基本程序。例如，自1989年至1999年10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在各类一审审结的行政案件中，原告胜诉率达40％。”6如果连同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撤诉计算在内，被告败诉率达50％以上。因此在当前行政执法人员素质较低的情况下，不宜扩大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否则，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非但不能发挥行政强制执行的作用，反而为行政专横、腐败提供了手段，当然更谈不上提高行政效率。这是因为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以确保办案质量为前提的，否则就失去了效率的基础。
　　有人提出，当今世界各国，多以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权为主，这是与外国接轨的需要。笔者认为，在立法过程中，借鉴外国经验要符合我国国情，不能笼统地谈“接轨”。“‘接轨’的主要应是国际公约和国际关系中共同遵守的准则。借鉴应是外国法律中符合我国国情的部分。”7“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同样适用于立法工作，外国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都是可用的。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也不见得成熟、完美无缺。如对美国司法制度里著名的“米兰达警告”，至今还在争论不休。尽管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重新对这一自1966年确立的证据制度作出维持的裁决，“法学界人士、警察团体及众多执法官员却对这一裁决表示失望”。“它不但会鼓励罪犯使受害者利益受到损害，而且还将使法院无法采纳有关真实的证据，从而动摇人们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尊重。”8
　　其实，仅就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配置来说，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也都根据现代法治精神，顺应历史发展之潮流，力求控制行政机关执行权限，扩大法院的介入力度，鉴于篇幅所限，不作赘述。
四、在此人民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权，既保障行政决定在任何执行过程中遇到曲解或阻力时能得到有效制止和纠正，充分发挥行政职能的作用；又保障相对人权利免受不法执行行为的侵害，并能得到有效救济。
　　自1989年至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积累了十余年的行政审判和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经验，造就了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执行程序。1996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处理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案件分工问题的通知》，即法发12号文；同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又下发了《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6]12号文件，做好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工作的通知》，即[1996]法行字第12号文；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除适当放宽了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条件外，对这类案件审查的程序、适用的法律、执行的时限等都作了明确严格的规定，还增加了申请执行前的财产保全条款。这对确保审查质量和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都提供了有力保障。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14日又进一步制定实施了《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强调了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部署或者辖区具体情况适时组织集中执行和专项执行活动，统一调度、使用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力量。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加强了执行机构建设，充实了执行人员和司法警察以及执行装备。以山东省各级法院为例，到1999年底，全省法院专职执行员(不含司法警察)达2672名，占全省法院干警总数的13％。9
　　事实是最好的说明。通过上述努力，执行工作一年胜过一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对于申请执行的非诉行政案，各级法院行政审判人员严把审查关。对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裁定不予执行。对应予执行的，及时作出准予执行的裁定后，开展社会宣传和法治教育，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1994年8月至1999年8月，山东省各级法院五年共审查、执行非诉行政案75663件，执行标的达36547.73万元。其中80％以上是公民经说服教育自动履行的。10对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由行政庭移交执行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执行，大大提高了执结率。1999年全国各级法院连同民事、经济等共依法执行了各类强制执行案件264.5万件，执结标的金额249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9％和37.8％。?中国这一特有的非诉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一是通过司法监督，保障了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经过宣传教育使绝大多数非诉行政案得以自动执行，减少了执行阻力，维护了社会稳定。三是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法律的威慑，使案件得到及时执行。这不但无须行政机关建立专门的机构，精兵简政，省时省力，而且确保了行政行为效力的实现。四是法院的审查执行推动了非诉行政执行工作的健康发展，执行又促进了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工作，得到了行政机关的支持和广大群众的赞誉，增强了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司法观念，提高了广大公民的诉讼意识，改善了行政审判的工作环境，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是有人提出，目前应改变行政强制执行权由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共同实施的状况，将非诉行政案件完全交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其主要理由是，法院对非诉行政案的审查和执行，使行政执法过程缺乏连贯性。管理相对方的违法行为有日益增多的趋势，而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或赋予的义务不一定能实现，相对人不履行是司空见惯的。遇到此种情形即申请司法机关执行，就会中断行政过程。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支持的，其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行政执法的连贯性是指行政主体在执法活动中应严格按照法定的时间、顺序、步骤进行，不能随意中断、跳跃，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应保持承继关系。它强调的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执法活动。而行政强制执行权与行政决定权或者说与行政处罚权，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权能，二者遵循的程序不同。行政强制执行虽需要以行政决定(行政处罚)为依据，但行政决定(行政处罚)能否进入执行程序以及由什么机关执行都需法律另行作出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分离的，不存在包容关系。更何况行政机关所作决定(行政处罚)，并非能够全部进入执行程序，相对人有可能提起复议或诉讼，有可能因其违法而被撤销。这能说是中断行政过程吗?能说是缺乏连贯性吗?再者，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说，处罚与执行相分离，是行政处罚法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有行政决定权并非意味着有以强制手段实现其行政决定的权力，非以法律授权而不可为之。否则，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处罚)之后，如果相对人不自愿履行，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根据法律特别授权自行强制执行或依法移交法定的其他行政机关、组织强制执行。二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唯有如此，才符合行政法的基本法则——依法行政原则。这与中断行政过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相提并论。
　　此外，这种行政决定(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连贯性”、“不可中断”论，早在二战前德、日行政法学家就持有此论。但二战后，随着民主的发展，这种观点日益受到批评。德国和日本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应把行政命令与实现命令的强制执行权视为各自独立、互不牵连的行政行为。若需执行行政强制则非有法律上之根据不可。?“在当今日本，并不是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可以自行强制。以田中二郎为代表的大多数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回到一般市民法原则上，请求法院的帮助。”?
　　总之，行政强制执行的立法，应使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明确和加强；应该明确规定严格控制增加行政机关新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其具体权限配置，应该遵从《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单行法律的规定，保持法制的统一。诚如是，建立在中国客观现实基础上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将得到完善和发展，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注：
　　1(美)格伦顿·戈登、奥萨魁著，朱键、贺卫方、高鸿钧译：《比较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2张春生、阿喜：《准确把握“法治”的含义》，载《中国法学》1986年第5期，第5页。
　　3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页。
　　4《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页。
　　5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6《行政审判十年》，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4月13日，第3版。
　　7邢同舟：《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质量》，载《法制日报》1997年7月11日，第2版。
　　8杨磊：《“米兰达裁决”有人喜有人忧》，载《法制日报》2000年6月29日，第4版。
　　9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尹忠显2000年1月11日在全省法院院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改革总揽全局》。
　　10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郝明金《在全省法院第三次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8月20日。
　　?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2000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法制日报》2000年3月20日，第1版。
　　?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第10页。
　　?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