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渔业管理实施办法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1月26日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渔业的监督管理
第三章 养殖业
第四章 捕捞业
第五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六章 渔业环境的保护
第七章 奖 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和其他有关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水域和国家指定由本省实施渔业管理的水域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北纬二十七度至三十一度，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内侧的海域，为国家指定由本省实施渔业管理的海域。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发展渔业生产的方针，大力发展养殖业，合理安排捕捞业，保护和增殖渔业资源，保证渔业生产持续稳定地发展。

第二章 渔业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省和重点渔区的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或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其他市（地）、县（市、区）根据需要在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内设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渔政检查人员。
第五条 全省渔业监督管理工作，在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领导下，按以下原则分级管理：
（一）浙江沿岸主要渔场、渔汛、重要渔业资源和跨市（地）的流动作业，由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区域性渔业资源和流动张网、墨鱼拖、小流网等沿岸小型流动作业，由市（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不跨县（市、区）的浅海、滩涂养殖区域作业和岛礁渔业、定置张
网等作业，由县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
（二）内陆水域渔业由水域所在市（地）、县（市、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分级监督管理。
（三）跨市（地）、县（市、区）的渔业水域，由有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商制定管理办法，共同组织管理，或由上一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
毗邻水域界限不清的，由有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商划定渔业生产管理区域线或划定叠区、共管区；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
第六条 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设渔政检查员，由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考核发证。渔政检查员的调动，应事先征求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意见。
第七条 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需要配备必要的渔政检查船艇、车辆、通讯设备和取证设备。
第八条 县级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可根据需要在重要渔业水域、渔港设渔政监督管理派出机构或派驻渔政检查人员。

省和重点渔区可根据需要设渔业公安机构。
第九条 重点渔区应建立群众性护渔组织，在当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指导下，保护渔业资源。
第十条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是：
（一）监督、检查渔业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执行，查处违法行为，维护国家和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二）办理捕捞许可证的审批、签发、注销；
（三）保护、增殖渔业资源，征收和管理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四）协助有关部门维护渔业生产秩序，调解处理渔业生产纠纷，保护渔业水域环境；
（五）办理其他有关渔政管理事项。
第十一条 渔政检查人员有权对各种渔业证件、渔船证件和渔船、渔具、渔获物、捕捞方法，进行检查。
第十二条 公安、边防、海关、交通、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水利、土地管理等部门，应根据各自的职责，协同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检查渔业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实施。

第三章 养殖业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单位和个人因地制宜地合理开发和利用水面、滩涂，发展养殖业。对开发荒芜水面、滩涂从事养殖业，以及培育、推广优良品种的单位和个人，有关部门应在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和优惠。
进口水生动植物苗种，必须按规定的管理权限报经批准，并依法接受检疫。
第十四条 养殖水面、滩涂的所有权、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禁止偷捕、哄抢他人养殖的水产品，禁止破坏他人养殖水体和养殖设施。
在已明确使用权的外荡水面种草、种菱或从事养蚌育珠、网箱养鱼等生产活动的，应经持有该水面养殖使用证的单位同意，并订立协议。
对养殖水面、滩涂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有争议的，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解决。在争议解决以前，养殖水面、滩涂应维持原状，任何一方不得破坏养殖生产。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填毁或围垦养殖水面、滩涂。人工开挖的鱼塘确实需要填毁的，必须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河流、湖泊、港湾、滩涂确实需要填毁或围垦的，必须经科学论证后，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六条 在水利工程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养殖、捕捞以及其他渔业生产活动的，应保证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
第十七条 依法视为荒芜的水面、滩涂，连续荒芜满一年的，由县级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领取养殖使用证的单位限期开发利用；逾期未开发利用或连续荒芜二年以上的，由县级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向领取养殖使用证的单位收取闲置费，并可收回养殖使用证。
闲置费按当地同类养殖水面、滩涂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六十收取，用于水面、滩涂的开发。
第十八条 国家建设征用集体所有的养殖水面、滩涂，由建设单位支付水面、苗种、附着设施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其计算方法参照《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关于土地、青苗、地面附着物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规定办理。
国家建设使用已确定养殖使用权的国家所有的水面、滩涂，由建设单位支付生产投入和附着设施的补偿费。

第四章 捕捞业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渔业资源再生规律，制订科学的捕捞规划，积极发展外海、远洋捕捞生产，严格控制近海、沿岸和江河、湖泊的捕捞强度，坚决取缔灭绝性捕捞活动。
重点渔区所在地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合理调整生产结构，积极组织闲置的渔业劳动力发展其他产业。
第二十条 从事外海、远洋捕捞作业以及近海大型拖网、围网作业的，向所在市（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经批准的外海、远洋捕捞渔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扶持和优惠，所需的贷款、柴油和其他渔需物资优先安排；生产的水产品，按规定权限报经对外经济贸易部门批准后，可以自营出口；缴纳产品税有困难的，按照规定权限报经税务部门批准后，予以减征或免征。
外海、远洋捕捞渔船不得在近海、沿岸从事捕捞作业。
第二十一条 在浙江近海、沿岸渔场从事捕捞作业的，向所在地县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按以下权限审批发放捕捞许可证：
（一）44．1千瓦（60马力）以上的机动捕捞渔船以及跨市（地）流动作业的机动捕捞渔船，报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发证。
（二）不足44．1千瓦（60马力）跨县流动作业的机动捕捞渔船，报市（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发证。
（三）不足44．1千瓦（60马力）不跨县作业的机动捕捞渔船和非机动捕捞渔船，报所在地县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发证。
第二十二条 从事内陆水域捕捞作业的，向所在地县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申请领取捕捞许可证。
在跨市（地）或跨县（市、区）的江河、水库中从事捕捞作业的，由上一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到外市（地）、县（市、区）所辖的水域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个人，凭所在地县级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证明，向作业水域所在地县级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申请领取临时捕捞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省外单位和个人来本省渔业水域从事海洋捕捞作业的，凭当地省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证明，向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申请领取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从事内陆水域捕捞作业的，凭当地县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证明，向水域所在市（地）、县（市、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申
请领取临时捕捞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 娱乐性游钓不得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等规定。在养殖水域进行娱乐性游钓的，必须征得养殖单位的同意。

县级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可根据辖区内水域和资源的具体情况，划定游钓区，并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 因特殊需要从事下列捕捞作业的，向所在地县级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发给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
（一）使用禁止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的；
（二）在禁渔区、禁渔期或保护区捕捞的；
（三）捕捞禁捕品种的。
第二十七条 机关、学校、团体等其他非渔业生产单位以及农民等非渔业生产人员，不得从事海洋捕捞作业。
非渔业生产单位因科研、教学等特殊需要从事海洋捕捞作业的，按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批准权限办理。
第二十八条 本省近海、沿岸捕捞渔船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各市（地）、县（市、区）批准发放的近海、沿岸捕捞许可证不得超过省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
第二十九条 海洋捕捞渔船的制造、购置、进口或更新改造，按国家规定的管理权限向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禁止将淘汰、报废的渔船继续用于捕捞作业，禁止将非捕捞渔船改为捕捞渔船。

第五章 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增殖和保护管辖范围内的渔业资源。对于在江河、外荡、水库、海洋沿岸、港湾等水域投资增殖渔业资源的单位，应在资金、技术和物资上给予支持，并给予经济补偿。对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逐步
实行配额捕捞。
第三十一条 本省渔业资源的主要保护品种及其最低可捕标准：
（一）鱼类：大黄鱼250克，小黄鱼150克，带鱼125克，鲳鱼150克，鳓鱼150克，马鲛鱼300克，石斑鱼250克，蓝圆■(shen)100克，鲐鱼100克，海鳗500克；青鱼1000克，草鱼、鳙鱼、鲢鱼500克，鲤鱼250克，鳊鱼、鲂鱼150克，鲴鱼、

鲫鱼100克，鲻鱼、梭鱼150克，鳗鲡150克，鳜鱼250克。
（二）虾蟹类：日本对虾体长9公分，梭子蟹125克，青蟹150克；淡水青虾、白虾体长2．5公分，河蟹75克。

（三）其他：曼氏无针乌贼75克；鳖250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根据水域特点和资源状况，增加最低可捕标准的品种或提高上述品种的最低可捕标准。
第三十二条 主要保护品种低于最低可捕标准的为幼体。
各种作业应主动避让幼体群。淡水捕捞作业捕获幼体后应即放回水域。海洋捕捞作业渔获物中，主要经济鱼类的幼鱼比例不得超过国家和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三条 各种养殖业应积极使用人工饵料，严格控制用渔业资源主要保护品种的幼体作饵料。
第三十四条 严格保护蛏子、牡蛎、贻贝、文蛤、毛蚶、泥蚶、青蟹等重要养殖品种的苗种、亲体及其繁殖场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根据需要，实行封涂护苗、封岩（礁）护贝，规定禁捕措施，并报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三十五条 因养殖或其他特殊需要采捕鳗鲡、河蟹、鲥鱼、石斑鱼、中国对虾等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或亲体的，由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严格管理。
第三十六条 禁渔区和禁渔期：
（一）浙江沿岸渔场全年禁止底拖网作业。
（二）浙江近海渔场每年七月一日到十月三十一日禁止不足183．7千瓦（250马力）渔船底拖网作业和对网捕捞中下层鱼。
（三）国家规定的“经济幼鱼保护区”，每年八月一日到十月三十一日禁止底拖网作业；“东海产卵带鱼保护区”，每年五月一日到六月三十日禁止拖网、对网作业以及其他以捕捞产卵带鱼为主的作业。
（四）浙江沿岸渔场，每年十一月一日至翌年四月十五日禁止对网捕大黄鱼。
（五）浙江沿岸渔场定置张网作业每年的禁渔时间不少于二个半月，流动张网作业每年的禁渔时间不少于三个月；石斑鱼的禁捕时间每年不少于六个月。具体起止时间由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渔业资源情况规定。
（六）海蜇、梭子蟹和经济虾类亲体或幼体的禁渔时间，由省或市（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七）每年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禁止捕捉河蟹。
（八）江河、外荡、大中型水库每年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禁止捕捞鲤鱼、鲫鱼、鳊鱼和鲴鱼。
（九）每年五月一日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禁止捕捞鳗鲡苗。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可根据当年发苗情况决定提前开捕，但全年禁渔时间不得少于九个月。
（十）其他渔业资源的禁渔区、禁渔期，由水域所在地的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报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三十七条 在禁渔期间，捕捞渔船和个人不得携带违禁作业的网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违禁作业渔船供油、供冰，不得代冻、收购、销售未经渔政处理的违禁渔获物。
第三十八条 严禁炸鱼、毒鱼、敲■()作业，严禁使用电力、墨鱼笼、鱼鹰和双层囊网拖网进行捕捞。
第三十九条 海洋捕捞作业主要渔具的规格标准除依法由国家制定的以外，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淡水捕捞作业主要渔具的规格标准，由市（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禁止制造、销售、使用规格不符合标准的渔具或禁用的渔具。
第四十条 在鱼、虾、蟹等经济水生动物洄游通道筑坝、建闸，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建造过鱼设施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禁止在闸坝上下拦网捕捞。在鱼、虾、蟹生殖洄游季节，闸坝管理单位应适时开闸纳苗。
第四十一条 浙江沿岸渔场张网作业不得超越三十五米等深线。定置张网不得跨县（市、区）作业，流动张网不得跨市（地）作业。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用于增殖、保护渔业资源，不得移作他用。具体征收办法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和物价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六章 渔业环境的保护
第四十三条 向渔业水域排放污染物的单位、船舶和个人，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规，保证渔业水域的水质达到渔业水质标准。
禁止任何船舶违反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向海洋排放油类、油性混合物、废弃物和其他有害物质，污染渔业水域环境。

从事浸麻、洗麻等生产活动和因卫生防疫、防治病虫害向渔业水域投注药物，影响渔业水域环境的，应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第四十四条 养殖水域和其他重要渔业水域内不得兴办拆船厂等污染严重的企业，不得建造排污口。已建的排污口和污染严重的企业，应予以搬迁。
第四十五条 重点渔区应建立渔业环境监测站，纳入全省环境监测网络对渔业水域污染进行监测。
第四十六条 环境保护部门应加强对渔业水域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和个人进行检查；对其他污染渔业水域的单位，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协同环境保护部门进行检查。
因污染渔业水域造成渔业损失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协同环境保护部门调查处理。
第四十七条 加强海洋渔业生产基地海岛的建设，严格保护海岛的自然环境，绿化海岛。禁止在海岛毁林开荒、破坏植被和滥采石、砂以及进行其他危害水土保持、破坏自然环境的活动。

第七章 奖 罚
第四十八条 对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人员，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给以表扬或奖励：

（一）模范遵守、认真执行渔业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
（二）对维护国家、集体以及渔业生产者合法权益做出贡献的；
（三）对渔业资源的增殖、保护和科学研究做出显著成绩的；
（四）检举、协助查处违反渔业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四十九条 具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给予没收违法渔获物、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渔具、强行拆除违法设置的张网、扣减柴油指标等处罚，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并处吊销捕捞许可证，直至扣留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禁渔区、禁渔期规定进行捕捞作业的；
（二）在禁渔期间，捕捞渔船和个人携带违禁作业渔具的；
（三）向违禁作业渔船供油、供冰或代冻、收购、销售未经渔政处理的违禁渔获物的；
（四）炸鱼、毒鱼、敲■()作业或使用电力、墨鱼笼、鱼鹰、双层囊网拖网等禁用渔具进行捕捞作业的；
（五）制造、销售禁用的渔具，或制造、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的渔具的；
（六）无捕捞许可证进行捕捞作业或违反捕捞许可证规定的要求进行捕捞作业的；
（七）未经批准擅自新增、更新、过户捕捞渔船，淘汰、报废的渔船继续用于捕捞作业，或将非捕捞渔船转为捕捞渔船的；
（八）非法捕捞、收购、销售渔业资源主要保护品种的幼体、亲体和苗种，或非法捕捞珍稀水生动物的；
（九）在闸坝上下拦网捕捞的；
（十）偷捕、抢夺他人养殖的水产品，或破坏他人养殖水体、养殖设施的。
对以上各种行为的罚款，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具体处罚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十条 具有本办法第四十九条第一、四、六、七、八项行为之一，屡教不改、情节严重的，经省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并处没收渔船。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决定。被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在海上以及江河、大型水库上作业的，必须先执
行有关处罚决定。
第五十二条 超越职权或超过国家和省规定的控制指标发放捕捞许可证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三条 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和本办法，污染渔业水域环境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五十四条 违反渔业法律、法规和本办法，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对国家所有的渔业资源造成损失而缴纳的赔偿费，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用于增殖、保护渔业资源，不得移作他用。
第五十五条 渔政监督管理的罚没款上缴财政，由财政部门会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安排用于渔业资源保护和渔政建设。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底拖网作业”，指除桁杆拖虾和墨鱼拖以外的所有海洋底拖网作业。
（二）“浙江近海渔场”，指国家规定的“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外侧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四个基点连线内侧的北纬二十七度至三十一度的浙江海域。
（三）“浙江沿岸渔场”，指国家划定的“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内侧的浙江沿岸海域。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授权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解释。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1981年颁布的《浙江省海洋水产资源保护试行规定》和1984年颁布的《浙江省淡水渔业生产和资源保护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989年1月27日
刍议人民法院调解原则之弊端

陈丹
(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徐州221008)


内容摘要：中国是一个素有调解传统的国家，古代历史中曾有的一些基层职务，如亭长、地保之类均可对乡里之间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以促成和解，而不使之诉之于官府，因此国人多有“厌诉”和息事宁人的心态。在现实中，人们有求和的心态，法官亦有促和的意向。所以，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均是我国调解制度得以萌生和发展的肥沃土壤，但是本文在此并不想讨论调解制度的优越性，相反却是要讨论该制度在具体操作中可能存在的弊病。因之，在笔者有限的知识和视野内，本文将针对法院调解原则的弊病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调解 法院调解 调解原则

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处理纠纷的传统方式，曾经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并被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美国最高法院前任首席大法官Warren Burger也对中国的调解机制大加赞许。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调解制度或许还算得上是我国的一项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这与国人厌恶诉讼和追求和谐谦和的传统心态有很大关系。在众多的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之中，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简化了司法程序，降低了诉讼成本，同时缓和了社会矛盾，的确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因而，调解制度不失为一种“良法”，但是，再好的法律也会因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恶法”，更何况我国的调解制度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由于调解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暴露，所以笔者认为，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的调解制度尤其是法院调解并不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有效和最合理的方式。

一、法院调解的概念和原则概述
通说认为调解有诉讼外的调解和诉讼上的调解之分，前者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以及仲裁程序中的调解等；后者即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那么，法院调解，亦称诉讼上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抛开调解的其他形式和其他主体，本文讨论的仅是关于法院调解的有关问题。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法院调解的原则有：1、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就是说必须双方当事人都要自愿的、明确的表示接受调解处理的方式，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2、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法院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一个民事案件如果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法官就有查明事实、分辨是非的义务和责任，绝对不能糊涂结案。3、合法原则。 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它们的一切活动都应该符合法律规定，调解也是法院的审判活动之一，因此它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满足。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做到法无巨细的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更是如此，法律的稳定性所带来的法律滞后性愈发明显，因此用原则来规范和指导司法机关的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原则性的规定毕竟有它抽象和模糊的一面，就具体的司法工作的操作人员来说，会因为个人的业务水平和理解能力的偏差出现谬误，这或许是无可避免的。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看，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公正的精神已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或者说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信仰，基于对法律的信仰必然会推动整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程。
基于对上面罗列的几项原则的考虑，我国法制仍然是处于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任何眼前所出现和发现的法制建设的漏洞，下面笔者就所学的知识和所面临的一些社会现象，从法制建设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二、调解不一定非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
按照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则，在事实尚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是不能结案的。在这里，该原则值得商榷：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3、与民事诉讼法及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相对于公法而言，民事案件的特殊性有一点，即：它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利害关系和冲突，这与他人无干，当事人都达成了和解，旁人又何必追究到底呢？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以及当事人已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诉讼双方适当作些让步乃至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即使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结案也无不可。

三、法院调解并非都是基于双方当事人自愿
在法庭上，法院调解必须得在当事人双方明确的表示同意之后才能进一步开展，即要充分体现私法自治原则，接受调解也是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自由选择，属于对私权的自由处分。但是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导致了我们的诉讼当事人非自愿的寻求纠纷的其他解决方式，如调解。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当事人改变了他们提起诉讼的初衷呢？笔者认为有如下：
（一）法院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的谋求当事人接受调解
从司法实践中来看，似乎我们的审判机关更愿意选择调解来作为他们的结案方式。因为调解结案的案件同样是要计入法院的结案率的，而且调解结案的案件不得上诉。所以，相对而言程序要简单得多的调解方式更容易引起审判人员的兴趣，因此他们在诉讼程序中积极的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只要存在调解可能，不管处于审理程序的何种阶段，法院总是会询问当事人是否愿意接受调解。询问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这是法院的职权所在，本无可非议。但本文认为案件既然已经处于了一种诉讼程序当中，而且法庭也已经开庭审理案件了，就再无询问当事人的必要。将纠纷诉之于法院，必然体现的是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途径谋求自己合法权益的初衷，这属于对私权采取公力救济方式的一种选择，接受调解就不再是当事人的首选，至少应该不会是原告方的首选。
（二）司法效率不高，诉讼成本过高，当事人失去耐心
总体而言，《民诉法》本身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司法资源在地域上分配不均，各地法院处理案件的能力不一，导致我国整体的司法效率不高，在一些司法资源匮乏的落后地区更是如此。从原告起诉到法院开庭审理，对于原告而言都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期间，或许没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或者刚刚开庭，原告就会要求调解。进入审理程序之后，诉讼程序更是繁杂、拖延，导致诉讼成本与日递增，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当事人双方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再选择。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再选择接受调解也是出于对我国司法现状的无奈，很多原告撤诉转而接受调解的例子也正是基于此点考虑。
（三）社会其他力量的介入，导致无形压力的产生
根据《民诉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协助，这一条我们展开来分析，也就是说法院会为了达成调解协议而积极谋求一种具有极大说服力的社会力量来协助他们的调解和说服活动，这种社会力量既可以是当事人所在单位的领导，也可以是其他利害关系人等，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难以保证整个说服过程当中没有其他足以造成当事人误解或者恐慌的说辞，从而使当事人非自愿的做出接受调解的意思表示。借助于行政力量和舆论力量介入到法院调解过程中来，很难说是一种合法的手段，但即便是违法的行为也可以在合法的外衣下得以掩盖从而逃脱监督的眼睛。所以本文对《民诉法》中法院调解的这一规定持有微词。

四、法院调解的合法性应该得到实质的保证
《民诉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这就要求调解协议必须具有合法性，它应该包括程序意义上的合法和实体意义上的合法。实体上的合法，要求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合法，我们可以通过比照调解协议书的具体条款以及最终结果是否公平公正来加以判断，以及对于诉讼双方当事人而言是否大致公平。但是，程序上的合法，也许可以通过了解法院制作的调解书的过程来对其合法性来加以判断。作为法院，为了谋求和解的达成，对于其主持调解的具体手段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灵活运用。但是很多情况下法院借助的手段是不为当事人所知晓的，是不能对外界披露的。比如说在实践中，法院对于当事人双方可能是分别加以说服，并晓之以利害关系的，而不是双方均在场的情况下的共同会话式的调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欺骗，是违法的。但是，调解的最终的结果是：呈现在当事人双方面前的必然是一份权利义务相当明确，看似公平、公正的调解书。我们不难想象，作为法院，必定具备一些善于运用法律技巧和熟练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制作调解书的时候，当然会注意处理法律文书的形式合法性，他们深知哪些事实是可以记录下来的，哪些是将会影响调解书合法性的内容，哪些是绝对不能记录下来的。于是，在制作调解书过程当中，这些专业人士当然会有所取舍了，从而最终展现在当事人面前的是一份形式上合法的调解书。由此，程序上和实体上的不合法便被调解书形式上的合法所掩盖了。所以本文认为，应该对此种问题加以重视。调解过程乃至调解结果是否公平公正应该首先从程序上加以保证，这样才能使法院调解得到实质的保证。

五、结束语
以上是笔者针对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中的法院调解原则的具体运用所产生的弊端做的一次初步探讨，提出以上的问题，并不是为了说明法院调解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而是为了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和思考。当然，由于知识的有限和视野的局限，难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笔者在这里加以提出，只是因为考虑到了法律条文与司法现实之间的存在一些差距，并想借此引发更多的思考，希望我国的法制建设能够日臻完善。也希望国人息事宁人和“厌讼”的传统习惯能得以改善，能够善于运用诉讼来寻求法律的救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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